嘉峪关魏晋果园墓群作为河西走廊规模宏大的魏晋墓葬遗存，出土的模印瑞兽画像砖长期被归入中原传统“四神”体系。本文以考古实物与图像比对为基础，结合河西地域社会、丝路文化与丧葬信仰，重点厘清核心认知：中原“四神”体系直至宋代才正式完成人格化封神，魏晋时期仅存在作为方位星象符号与瑞兽/灵兽的“四象”，并无人格化“神”的属性。在此基础上，论证果园墓瑞兽图像并非中原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原样移植，而是经本土化改造、兼具边疆守护与丝路祈福功能的“河西四瑞兽”。文章从范式差异、形制特征、地域成因、学术价值四个维度展开分析，纠正定名误区，揭示瑞兽图像在丝路文化交融中的在地化演进规律，为魏晋河西美术史、边疆信仰与民族融合研究提供新证。
关键词：魏晋果园墓；画像砖；四象；四神；瑞兽；河西地域；丝路文化
引言嘉峪关东北戈壁的果园—新城魏晋墓群，总面积约26500亩，已探明墓葬千余座，1972年以来陆续发掘18座，其中9座为画像砖墓，出土砖壁画760余幅，被誉为“地下画廊”。该墓群时代跨越魏晋十六国，墓主身份多为河西地方官吏、屯田将士与坞堡庄园主，无明确墓主人身份定论，为研究河西边疆社会提供了典型样本。1991年嘉峪关关城文管所移交的一批模印画像砖中，包含一块被标注为“四神兽模印方砖”的文物，砖面分四区饰神兽纹样，因残损与形态变异，学界长期沿用中原“四神”定名。
这一定名存在明显的时代错位与认知偏差：长期以来，学界多以宋代定型的“四神”概念回溯魏晋时期的图像遗存，却忽视了“四象”与“四神”的历史演进差异——中原四象（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源于上古天象崇拜，从先秦至魏晋，始终是作为方位星象符号与瑞兽/灵兽的存在，核心功能是辨方位、镇墓辟邪、象征祥瑞，并无人格化神格与专属神职；直至宋代，官方与道教才正式将其册封为人格化神君，“四神”体系才彻底确立。
河西走廊作为丝路枢纽与汉羌胡杂居之地，中原文化传入后必然与边疆生态、游牧信仰、军事需求相融合。果园墓瑞兽砖在造型、组合、功能上均偏离中原四象范式，简单以“四神兽”定名，不仅混淆了“瑞兽—方位符号—人格神”的历史演进脉络，更遮蔽了地域艺术特色，低估了丝路文化交融的深度。本文立足文物本体，结合河西历史语境与四象、四神的演进规律，提出“河西四瑞兽”新识，还原其在地化生成逻辑与文化价值。
一、问题提出：传统四象范式与河西出土遗存的图像差异及定名谬误（一）中原四象的历史演进与魏晋时期的核心特征
中原四象体系的发展可明确划分为三个关键阶段，其中魏晋时期的形态的是理解果园墓瑞兽图像的核心前提：
第一阶段，先秦—秦汉：四象作为方位星象符号与瑞兽雏形出现。四象源于上古二十八宿星象崇拜，东苍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分别对应东方七宿、西方七宿、南方七宿、北方七宿，核心功能是辨方位、定四时，是古人认知宇宙秩序的具象化符号。这一时期，四象逐步被赋予瑞兽属性，用于墓葬、器物装饰，承担镇墓辟邪、祈福纳祥的功能，但始终保持兽形原貌，无人格化特征，无专属神名与神职。《礼记·曲礼》中“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的记载，仅将其作为行军、礼仪中的方位标识；汉代画像砖、瓦当、铜镜上的四象纹样，均为纯粹兽形，青龙蜿蜒修长、白虎威猛矫健、朱雀羽尾舒展、玄武龟蛇缠绕，核心凸显方位与灵瑞属性，与“神”的概念无关。
第二阶段，魏晋—隋唐：四象被道教吸纳，初步神化但未定型。魏晋时期，道教兴起并将四象纳入自身信仰体系，将其列为护法灵官，但此时的四象仍以兽形为主，神格模糊，未形成人格化形象。其中，玄武的地位虽略有凸显，但仍保持龟蛇合体的灵物形态，并未演化出后世“真武大帝”的人格化神格；青龙、白虎、朱雀也始终是兽形符号，无姓名、无神职，本质上仍是“灵物”而非“神明”。这一阶段，四象的核心功能仍延续秦汉时期的方位象征与镇墓护佑，未发生根本性的神格转变。
第三阶段，宋代：四象正式封神，人格化体系确立。直至宋代，官方与道教才共同完成对四象的人格化封赐，将青龙封为孟章神君、白虎封为监兵神君、朱雀封为陵光神君、玄武封为执明神君，明确其神职与神格，四象才正式转变为“四神”。尤为重要的是，玄武被进一步升格为“真武大帝”，成为独立的大神，四神体系作为人格化的四方守护神体系彻底定型。
综上，**魏晋时期（嘉峪关果园墓的时代），中原只有“四象”（方位星象符号+瑞兽/灵兽），并无“四神”（人格化神明）** ；“四神兽”这一称谓，本质上是用宋代才定型的“四神”概念，回溯魏晋时期的瑞兽图像，存在明显的时代错位，是导致果园墓瑞兽砖定名谬误的核心原因。
（二）果园墓瑞兽砖的非典型性与地域改造痕迹
果园墓出土的四瑞兽模印方砖，为青灰质地，采用模印工艺，砖面以弦纹与对角线分割为四区，每区置一瑞兽，因千年侵蚀，纹样残损但核心形态可辨。结合中原魏晋时期的四象范式比对，该砖瑞兽图像呈现显著差异，进一步印证其并非中原四象的简单复制，而是经本土化改造的地域化瑞兽系统：
1. 造型简化与形态变异：中原四象造型规范、特征鲜明，青龙蜿蜒灵动、角须俱全，白虎斑纹清晰、气势凶悍，朱雀羽尾华丽、昂首挺立，玄武龟蛇缠绕、沉稳内敛；而果园墓瑞兽则呈现明显的简化与变异，青龙无修长体态与典型龙角，身形短壮、似龙似兽；白虎缺威猛气势，躯体圆润、斑纹模糊；朱雀非标准凤鸟形态，羽尾短促、似禽似雀；玄武无龟蛇缠绕特征，仅存龟形、无蛇纹相伴，彻底简化了中原四象的核心形态特征。
2. 组合秩序松动：中原四象严格对应四方方位，排布遵循天象秩序，与宇宙观紧密结合；果园墓瑞兽虽分四区对称排布，但无明确的四方方位对应，更注重装饰性与画面均衡感，弱化了中原四象的方位符号属性，凸显了河西本土的装饰审美需求。
3. 风格质朴化：中原魏晋四象线条繁复、纹饰华丽，即便简化也保留一定的神性威仪，贴合中原礼乐文化的审美取向；河西瑞兽线条简练、轮廓粗犷，剔除了所有繁缛装饰，造型质朴厚重，贴近河西游牧民族的动物造型审美，更符合边疆民众简约、实用的审美偏好。
4. 功能偏向世俗：中原四象兼具方位象征、宇宙秩序与升仙引导功能，与上层礼制文化、神仙信仰紧密结合；河西瑞兽则弱化了天象神性与升仙内涵，更突出镇墓守护、祈福纳祥的世俗功能，契合河西屯田将士、地方官吏对墓葬安稳、逝者安宁、家族永续的朴素诉求，神性弱化，实用性增强。
上述差异表明，果园墓瑞兽并非中原四象的简单复制，更不是所谓的“四神兽”（宋代才有的人格化神明），而是吸收中原四象的瑞兽内核与方位观念后，经河西本土工匠改造的地域化瑞兽系统，“四神兽”的定名既存在时代错位，也遮蔽了其地域文化特质。
二、形制特征：模印工艺与瑞兽图像的本土化呈现（一）砖体工艺：模印为主的生产模式与文物背景
该瑞兽砖为1991年嘉峪关关城文管所移交文物，属果园墓群出土的典型装饰方砖，形制为正方形，边长约30厘米，厚度约5厘米，以模印为核心工艺，局部辅以浅刻，区别于中原部分彩绘四神砖（魏晋时期中原部分高等级墓葬中已出现彩绘四象砖，工艺更为繁复）。其工艺特征充分体现河西地域特色，也适配魏晋河西的社会现实：
1. 批量生产适配墓葬需求：河西魏晋墓葬分布密集，果园墓群已探明千余座墓葬，大规模墓葬营建需要大量装饰砖，模印工艺相较于手绘、彩绘，可实现高效批量生产，降低制作成本，契合当时河西边疆物资有限、墓葬营建规模较大的现实需求。
2. 材质与技法简约化：工匠就地取材，使用河西戈壁常见的青灰砖，质地坚硬、耐侵蚀，适配河西干燥少雨的气候环境；模印线条简练，无复杂彩绘与精细雕琢，既降低了制作难度，也符合河西民众质朴、实用的审美取向，与中原魏晋时期部分高等级墓葬中繁复的四象砖工艺形成鲜明对比。
3. 残损特征与图像信息：砖面神兽纹样因千年风化、土壤侵蚀，局部出现剥蚀、模糊，但核心轮廓与关键特征保留完整。从残损痕迹来看，工匠在模印创作中，并未严格遵循中原四象的造型规范，而是主动简化、改造，融入河西本土动物形象元素，形成了独特的视觉语言，进一步印证了其本土化创作的特征。
（二）形象变异：瑞兽造型的河西审美适配
果园墓瑞兽图像的本土化改造，核心体现在对中原四象造型的简化与重构，结合河西地域审美与信仰需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瑞兽形象，每一种瑞兽都呈现出明显的地域适配性：
1. 龙纹：从华夏四象灵龙到河西镇墓瑞兽。中原魏晋时期的龙纹，延续汉代风格，蜿蜒灵动、角须俱全，线条流畅，兼具天象神性与威仪，是四象中的核心符号，象征东方方位与生机。而果园墓中的龙形瑞兽，躯体短粗、四肢健硕，无长须飘逸之感，龙角简化为短粗凸起，鳞片模糊，更接近河西草原常见的猛兽形态与龙的结合体，彻底弱化了中原龙纹的天象神性，强化了镇墓守护的实用功能，适配边疆墓葬“镇宅安魂、抵御侵扰”的核心需求。
2. 虎纹：从中原四象威虎到河西护佑瑞虎。中原魏晋时期的虎纹，斑纹清晰、体态凶悍，昂首挺胸、气势逼人，象征西方方位与威猛，核心功能是辟邪驱凶。果园墓中的虎形瑞兽，躯体圆润、线条柔和，剔除了中原虎纹的凶猛特质，头部简化、斑纹模糊，增添了温顺祥瑞之感，融合了河西游牧民族对虎的图腾崇拜——在羌、匈奴等民族的信仰中，虎是守护图腾，象征力量与平安，这种文化元素的融入，使河西虎形瑞兽从“辟邪之兽”转为“护佑之瑞”，更贴合边疆民众的信仰诉求。
3. 禽鸟纹：从四象朱雀到河西灵禽。中原魏晋时期的朱雀，为标准凤鸟形态，羽尾华丽、昂首挺立，线条繁复，象征南方方位与火焰，兼具神性与华贵之气。果园墓中的禽鸟瑞兽，短尾粗身、形态质朴，无神鸟的华贵之气，头部呈圆形、翅膀简化，更贴近河西戈壁常见的禽鸟（如鹰、雀）形象，是中原朱雀符号的世俗化、地域化改造，褪去了神性光环，更具生活气息。
4. 龟纹：从四象玄武到河西灵龟。中原魏晋时期的玄武，始终是龟蛇合体的形态，象征北方方位、水神与长生，是四象中最具神秘色彩的符号，与升仙信仰紧密结合。果园墓中的瑞兽，仅保留龟形，无蛇纹缠绕，彻底简化了玄武的核心形态，将其还原为“长寿、稳固”的单一符号，契合河西民众对墓葬安稳、逝者永生的朴素诉求，褪去了中原玄武的神秘色彩，更具世俗化特征。
整体而言，河西瑞兽以“简化造型、弱化神性、贴近本土、强化实用”为核心，完成了从中原四象（方位瑞兽）到河西本土瑞兽的转型，既保留了中原瑞兽“护佑祈福”的核心内涵，又融入了河西地域的审美与信仰元素，是丝路文化在地化的直观体现。
三、地域成因：河西走廊环境与丝路文化对瑞兽体系的重塑魏晋时期，中原传入河西的是四象方位观念与瑞兽符号，而非宋代才定型的“四神信仰”。河西工匠与民众基于边疆生态环境、社会生活需求、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现实，对中原四象进行了本土化改造，最终形成了“河西四瑞兽”，其生成过程是地域环境、社会需求与文化交融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边疆生态与社会生活的直接影响
1. 戈壁环境塑造审美取向。河西走廊地处西北边疆，戈壁广布、植被稀疏、气候干燥，自然环境粗犷质朴，这种环境不仅塑造了当地人简约、实用、厚重的生活方式，也深刻影响了艺术审美偏好。中原四象的繁复纹饰、灵动造型，与河西戈壁的粗犷气质格格不入，因此，工匠在创作中主动剔除繁缛装饰，以简练线条、粗犷轮廓呈现瑞兽形象，使瑞兽图像与地域环境、审美取向高度契合，形成了质朴厚重的艺术风格。
2. 屯田军事与镇墓需求的现实驱动。魏晋时期，河西走廊是中原王朝的边防重镇，常年有军队驻守、百姓屯田，果园墓群的墓主多为屯田将士、地方官吏与坞堡主，他们常年身处边疆，面临战乱、侵扰的风险，因此，墓葬的核心需求是“镇墓辟邪、护佑亡灵、祈求安宁”。中原四象的天象神性、升仙内涵，不符合他们的现实诉求，因此，工匠对其进行改造，剥离天象神性，强化镇墓守护、祈福纳祥的实用功能，使瑞兽成为守护墓葬、抵御侵扰的精神寄托，适配边疆社会的现实需求。
3. 游牧文化的符号融合。河西走廊是汉、羌、匈奴、鲜卑等多民族杂居之地，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游牧民族多以动物为图腾，虎、牛、禽鸟、灵龟等动物形象，是他们信仰中的核心符号，象征力量、平安、长寿。在瑞兽创作中，工匠主动融合这些游牧图腾元素，改造中原四象造型，使河西瑞兽既保留中原瑞兽的核心内涵，又融入游牧民族的信仰符号，形成了多元共生的瑞兽体系，体现了民族融合下的信仰重构。
（二）丝路文化交融的催化作用
1. 中原文化的传入与选择性吸收。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原文化（包括四象方位观念、瑞兽符号、丧葬礼仪）随移民、官吏、工匠传入河西，但河西民众并非全盘接受，而是结合本土需求，进行选择性吸收与改造。他们吸收了中原四象“护佑祈福”的核心观念与“四方对称”的构图方式，舍弃了其繁复的纹饰、天象神性与升仙内涵，重构了符合边疆语境的瑞兽符号，体现了“因地制宜”的文化吸收逻辑。
2. 西域文化元素的渗透。作为丝路枢纽，河西走廊是中原文化西传、西域文化东渐的必经之地，西域的异兽、灵禽形象（如西域狮、大宛马、神禽）经丝路传入河西，与中原四象、游牧图腾融合，使河西瑞兽既非纯粹中原风格，也非单一西域或游牧风格，而是兼具多元文化基因的混合体。例如，瑞兽的短壮体态，就可能受到西域异兽造型的影响，进一步丰富了河西瑞兽的地域特色。
3. 丧葬信仰的世俗化转型。中原魏晋时期的丧葬信仰，深受上层礼制文化与神仙信仰影响，四象作为方位符号与升仙引导，与上层社会的宇宙观、升仙诉求紧密结合；而河西边疆民众的丧葬信仰更为朴素，他们更关注现世安稳、逝者安宁、家族永续，不追求复杂的升仙仪式与宇宙象征，因此，瑞兽图像从“神权符号”转为“世俗祈福符号”，造型与功能均贴近民间诉求，呈现浓郁的边疆烟火气。
（三）工匠群体的地域化创作
河西魏晋画像砖多由本土工匠制作，他们熟悉中原四象范式，但更了解河西地域的审美偏好、社会需求与信仰传统。在模印创作中，他们并非被动复制中原图像，而是主动进行简化、改造、融合，形成了“以中原符号为骨架，以河西文化为血肉”的瑞兽图像。这些工匠多为民间艺人，不受中原上层礼制文化的严格束缚，创作更具自主性与实用性，能够精准捕捉河西民众的需求，将地域文化、信仰元素融入瑞兽创作，使河西瑞兽成为民间艺术自主创新的典范，也成为丝路文化在地化的重要载体。
四、价值定位：从“四神兽”到“四瑞兽”的学术修正与文化意义（一）学术定名修正：确立河西本土瑞兽图像体系，厘清历史认知
长期以来，学界以中原中心视角，将河西瑞兽简单归为“四神兽”，既存在“宋代四神概念回溯魏晋”的时代错位，也遮蔽了河西地域艺术的独立性。本文通过梳理四象、四神的历史演进脉络，明确魏晋时期中原只有四象（方位瑞兽）、无四神（人格化神明），正式提出“河西四瑞兽”定名，明确其为独立于中原四象的地域化图像系统，纠正了长期以来的学术认知偏差与定名谬误。
这一修正，不仅还原了文物的历史语境，更打破了中原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凸显了河西走廊在古代艺术发展中的独特地位——河西并非中原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吸收、改造、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艺术体系。同时，这一定名也完善了魏晋美术史的地域板块，填补了河西瑞兽研究的学术空白，为西北边疆美术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范式与思路。
（二）历史价值：见证魏晋河西边疆社会与民族融合
1. 还原边疆社会风貌。河西四瑞兽的实用化、世俗化特征，直观反映了魏晋河西屯田戍边、多民族杂居、民间信仰朴素的社会现实。瑞兽的镇墓守护功能，契合屯田将士、地方官吏的生存诉求；质朴的造型风格，贴合边疆民众的生活方式；多元文化元素的融合，印证了多民族杂居的历史场景。这些图像信息，弥补了文献记载对边疆民间生活、民间信仰的缺失，为研究魏晋河西边疆社会提供了鲜活的实物证据。
2. 见证民族文化融合。河西四瑞兽是中原文化、游牧文化、西域文化交融的结晶：其“护佑祈福”的核心内涵源于中原四象，造型风格融入游牧民族的动物图腾，部分元素借鉴西域异兽形象，是汉文化与西北少数民族文化、西域文化互鉴共生的实物见证。通过对瑞兽图像的分析，可清晰看到魏晋时期河西多民族文化融合的轨迹，为研究魏晋河西民族融合、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样本。
3. 补充丝路文化交流史料。作为丝路枢纽的艺术符号，河西四瑞兽完整展现了中原文化西传、西域文化东渐的“传播—吸收—改造—创新”链条：中原四象符号经丝路传入河西，与本土文化、西域文化融合，形成地域化瑞兽，再通过丝路向周边辐射，体现了丝路文化“多元交融、共生发展”的核心特质。这些瑞兽图像，丰富了丝路文化研究的实物体系，为研究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证据。
（三）艺术价值：构建河西画像砖的地域艺术谱系
果园墓四瑞兽砖，上承汉代画像石质朴简约的艺术风格，下启隋唐河西壁画瑞兽形象的先河，以模印工艺、简约造型、地域审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河西疏体”艺术特征。与中原魏晋时期繁复华丽的四象砖相比，河西瑞兽砖线条简练、造型粗犷、风格质朴，注重实用性与装饰性的结合，体现了河西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
河西四瑞兽的创作，打破了中原四象的造型规范，形成了独立的地域艺术风格，构建了河西画像砖的地域艺术谱系，证明魏晋艺术并非中原单一发展，而是多元地域共生的繁荣格局。同时，瑞兽图像的本土化改造，也为中国古代瑞兽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借鉴，彰显了民间艺术的创造力与生命力，完善了中国古代美术史的整体脉络。
结语嘉峪关魏晋果园墓出土的模印瑞兽画像砖，并非中原传统“四神兽”（宋代才定型的人格化神明），也非中原四象（方位瑞兽）的简单复刻，而是河西走廊在丝路文化交融、多民族共生、边疆社会需求下，自主改造生成的“河西四瑞兽”。其造型简化、功能实用、审美质朴，是中原四象方位观念与瑞兽内涵，与河西地域环境、游牧信仰、社会需求碰撞融合的结晶，也是丝路文化在地化发展的典型例证。
从“四神兽”到“四瑞兽”的认知转变，不仅是文物定名的学术修正，更是研究视角从“中原中心”向“地域多元”的转型，厘清了“四象—四神”的历史演进脉络，还原了河西瑞兽的本土特质与文化内涵。这批沉默的砖石，以独特的瑞兽图像，诉说着魏晋河西边疆的社会生活、信仰变迁与艺术创新，为中国古代美术史、丝路文化史、边疆民族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珍贵实物。
在丝路文明研究日益深入的今天，重新审视河西地域艺术符号，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基因，不仅能够完善中国古代瑞兽艺术的地域谱系，更能深刻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河西走廊作为丝路枢纽，不仅是文化传播的通道，更是文化创新的舞台，河西四瑞兽正是这种创新精神的生动体现。深入研究河西瑞兽图像，对于传承丝路文化、弘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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