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坐在窗边的藤椅上，指尖无意识地划过冰凉的玻璃。雨点密集地砸下来，噼啪声像无数细小的鼓点，敲打着寂静的房间。他的目光穿过模糊的玻璃，落在楼下湿漉漉的街道上，霓虹灯光在积水中晕开，像一幅失焦的油画。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他和张玲还挤在广州出租屋的小阳台上，共享一碗热腾腾的云吞面。张玲总是把最大的虾仁夹给他，笑着说：“吃多点，好有力气找工作。”那时的雨也是这样大，他们却觉得雨声是世界上最动听的背景音乐。
他们的故事始于小学三年级。张玲扎着羊角辫，在操场上追着李煜跑，因为他抢走了她的橡皮。初中时，他们是同桌，一起在课本上画卡通人物。高中的某个午后，李煜在图书馆递给张玲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放学后，操场见。”从那以后，他们的手就再也没有分开过。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李煜拿着985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张玲则捏着二本院校的通知书，眼圈红红的。“没关系，”李煜握紧她的手，“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城市。”大学四年，他们每个周末都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见面，在廉价的咖啡馆里分享彼此的生活。毕业那天，他们在广州塔下拥抱，发誓要在这里扎根。
展开剩余61%婚后的日子像蜜一样甜。他们在城中村租了个小单间，张玲把墙壁刷成淡蓝色，窗台上摆着几盆多肉植物。每天晚上，李煜会从背后抱住正在做饭的张玲，闻着她头发上的洗发水香味。“等我攒够钱，”他说，“我们就买个带阳台的房子。”
失业来得毫无征兆。李煜所在的互联网公司突然裁员，他拿着微薄的赔偿金，站在人潮汹涌的街头，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那天晚上，他第一次看到张玲哭。她抱着他，说：“没关系，我们一起扛。”
改变是从那个雨天开始的。李煜在网上看到香港的招聘信息，眼睛亮了起来。“玲，我们去香港吧，那里机会多。”他兴奋地说。张玲正在整理简历，闻言抬起头，眉头微蹙：“可是我刚拿到在职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想在广州继续学习。”
争吵像藤蔓一样缠绕着他们。李煜觉得张玲不理解他的压力，张玲则认为李煜太急于求成。“你总是这样，”张玲的声音带着疲惫，“从来不肯停下来想想。”李煜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他把找不到工作的焦虑都发泄在张玲身上。
离婚那天，天空也是这样下着雨。他们在民政局门口沉默地站了很久，张玲突然说：“记得小学时，你把我的橡皮扔到屋顶上吗？我哭了一下午，你后来爬上去帮我拿下来，手都划破了。”李煜的喉咙哽咽了，他想说对不起，却发现语言是如此苍白。
现在，李煜看着窗外的雨，心里像被掏空了一样。他想起张玲临走时留下的那盆多肉，现在应该已经枯萎了吧。手机突然响了，是张玲发来的信息：“天气预报说香港明天有台风，记得带伞。”李煜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滴在玻璃上，和雨水融在一起。
雨还在下，玻璃上的水痕像一条条蜿蜒的小溪，流向未知的远方。李煜知道配资公司股票分享，有些东西一旦失去，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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