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配资炒股平台网址虎魄造办处：《为什么南朝陵墓前的石兽会被讹传为“麒麟”》

为什么南朝陵墓前的石兽

会被讹传为“麒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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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琥珀制品

导语：南朝陵前无麒麟，错将翼狮作辟邪。为什么南朝陵墓前的石兽会被讹传为“麒麟”？主要是受古代文献资料所影响，并逐步讹传后形成的。从三国曹魏时期孟康在《汉书音义》中的注释开始，再到西晋史学家司马彪所著的《续汉书》，南朝刘宋时期范晔编撰的《后汉书》，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最后，到南朝萧梁时期萧子显所撰的《南齐书》中，南朝刘宋帝陵前的石兽就被讹传成了“麒麟”。这些文献资料随后在南朝和唐代被进一步讹传后，直接影响到唐宋元明清，乃至于近现代的一些中外学者。比如滕固、朱偰、曾布川宽和姚迁等学者，他们仅凭掌握的部分文献记载，就各持己见盲目命名，以至于造成莫衷一是的现状。在他们那个时代，由于缺少考古出土文物的佐证。所以大多数时候，只能凭借古代文献资料去断定石兽的名称。那么，他们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如果古代文献资料记载有误呢？就会很容易受其误导，也就容易出现脱离实际的误判。我们现在还有很多考古出土文物的名称，考古工作者还是会盲目的与古代文献记载生搬硬套。比如，开封北宋州桥遗址出土的堤岸石刻，上面明明雕刻的是“祥云”“麒麟”和“仙鹤”，一幅天上的祥瑞景象。却非要将《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的“海马水兽”拿过来命名。北宋末年孟元老在书中所写的就一定是对的吗？他就真的知道堤岸上这些石刻的真实名称吗？也许他也是听了坊间百姓的讹传，称之为“海马水兽”记载于书而已。还有明代陈懋仁在《庶物异名疏》中，将“ 顿牟”误认为是琥珀而记载于册。由此，导致后来很多学者不明是非，不经考证，便盲目的将东汉《论衡》中所记载的“ 顿牟”指认为是琥珀。这种主观上依赖古代文献资料盲目去命名的行为，时至今日还在延续。这与近代一些学者仅凭古代文献资料，就将南朝陵墓前的石兽统称为“麒麟”的行为如出一辙。这种讹传一旦成为主流说法，就很难再去纠正回来。本文（今天），我就以考古出土的文物为主，并结合古代文献资料，抽丝剥茧，全面的来解析一下，为什么南朝陵墓前的石兽会被讹传为“麒麟”。南朝陵墓前的三种石兽，又分别应该叫什么比较合适。

备注：在此之前，建议大家先看一下我之前发表过有关“麒麟”形象全面解析的视频或文章。

第一章、讹传源于古代文献的记载

1.讹传的起源

为什么南朝陵墓前的石兽会被讹传为“ 麒麟 ”？这个讹传还要从距今约1800年前的古代文献记载说起。

东汉班固编撰的《汉书·西域传》【1】中有记载：“乌弋山离国……而有桃拔、师子、犀牛”。这是目前为止，出现“ 桃拔 ”一词最早的古代文献。“ 桃拔 ”和“ 师子 ”一样，都是由外来事物音译而来。而有关“桃拔”是什么，东汉班固在《汉书》原文里并没有详细描述。

而唐代的颜师古，引用了三国时期·曹魏·孟康的注释，孟康曰：“ 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 ”串联前后两句话，似乎就可以理解成：“ 天鹿 ”和“ 辟邪 ”就是“ 桃拔”，也称“ 符拔 ”。这也是后来很多学者参考此条注释后认为，“ 桃拔（和符拔） ”就是天鹿与辟邪总称的依据（比如朱希祖先生）。注意，这条注释是唐代初期的颜师古，引用了三国曹魏时期孟康在《汉书音义》【2】中的注释。纵观史料记载，将桃拔（也称符拔）与“ 天禄 ”和“ 辟邪 ”联系在一起的古代文献资料，仅见于唐代引用孟康在《汉书音义》中的注释。而在此之前，从未有过相关的古代文献记载。

我个人认为，颜师古引用孟康的这两句注释其实是前后矛盾的。我就来解读一下这两句注释。我们先看前一句，孟康曰：“ 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 似鹿 ”是这两句注释最关键的一个词。也就是说，桃拔（别名符拔）是一种“长得像鹿，有长尾巴”的食草动物形象。

而如今我们所见出土的汉代文物中，有带榜题的“ 天禄 ”和“ 辟邪 ”形象并不少见。它们都是头上有尖角、肩上有羽翼的猛兽造型。这显然与桃拔（符拔）似鹿的造型相去甚远，这完全是两种不同属性的动物。

我们再来看后一句注释： “ 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 这里孟康用了 “ 或为 ”天鹿、“ 或为 ”辟邪。“ 或为 ”是训诂学中用于注释古代文献的一个术语，它主要表示同一词语在不同文献版本或注解中，可能存在替代形式或不同写法。该术语常用于标注通假字和异文现象，或不同学者对同一文本的释义差异。相对于直接注释“ 一角者天鹿，两角者辟邪。 ” “ 或为 ”这个词在此明显是对事物的不确定性。

如果孟康肯定地说：“ 桃拔一名符拔，似狮（或虎），长尾。一角者天鹿，两角者辟邪。长得像狮子或老虎造型的桃拔（符拔），这样的描述，就可以跟我们现在所见汉代的“天禄”和“辟邪”形象联系在一起。所以，似鹿这个词，出现在这两句注释之间，既是关键词，同时又显得特别突兀。那么，如果把前后两句话分开，分别指两种不同的事物，也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唯独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形成前后关联就显得矛盾。而后人又不明真相，在没有其它考古出土文物相佐证的情况下，只能过多的信赖这些古代文献资料。所以，在不经过考证的情况下，就将两句注释联系在一起。就会直接导致将似鹿造型的“ 桃拔（符拔） ”，与猛兽造型的“ 天禄 ”和“ 辟邪 ”形象混为一谈。而恰恰又是这两句注释，导致后世将似鹿造型的“ 麒麟 ”，误认为是桃拔（符拔）的导火索。从而又将“ 麒麟 ” 与“ 天禄 ”和“ 辟邪 ”形象混为一谈。

而孟康在此使用了“ 天鹿 ”一词，而不是“ 天禄 ”，似乎与其前一句的“ 似鹿 ”形成关联。“ 天鹿 ” 和“ 似鹿 ” 这两个词，可能是联系这两句注释的关键。南朝萧梁时期的沈约在《宋书·符瑞下》中有记载：“ 天鹿者，纯灵之兽也，五色光耀洞明，王者（孝）道备则至。”从《宋书》中的这段文献记载来看，我个人认为，此“ 天鹿 ”应该是一种“ 身毛五色 ”的鹿形祥瑞动物。在初唐时期欧阳询编撰的《艺文类聚·祥瑞部下》中，引用了南朝萧梁时期孙柔编撰的《瑞应图》曰：“ 天鹿者，纯善之兽也，道术则白鹿见，王者明惠及下则见。”欧阳询在《艺文类聚》中将天鹿归类于白鹿。宋代的《太平御览·卷九百零六·兽部》中，也引用了《瑞应图》中的记载，曰：“ 天鹿者，能寿之兽，五色光晖。王者孝道则至。”并将“ 天鹿 ”归类于鹿。“纯灵之兽”、“纯善之兽”、“能寿之兽”，“王者孝道备则至”。

从文献中记载的这些词语来看，此“ 天鹿 ”形象更符合温顺的鹿形祥瑞动物，而非另一种具有威慑作用猛兽造型的“ 天禄 ”。而在北宋末年，藏书家、书画鉴定家董逌yōu编撰的《广川书跋·卷五·天禄辟邪字》中有这样的记载：“按《汉书·志》：“桃拨，一名符拨，似鹿长尾，一角为天禄，两角为辟邪，无前角者为浮都禄，又为鹿。”

这段记载明显与《汉书》原文唐代颜师古的注释有所不同，原文中没有后面这句。但着重指出为鹿。同时，后面又说：“《传》曰：辟邪，应瑞之兽也，五色光煇（辉），长尾善知星变，故其见于时著《瑞应》也。” 在目前已知的古代文献资料中，有关“辟邪”并未见“五色光辉”的记载，而“五色光辉”通常都是形容“天鹿”的。显然，这这一段有关辟邪“五色光辉”的记载，应该就是讹传。

在唐代劉賡的《稽瑞录》【3】中，对“ 天鹿 ”作注释时，也引用了南朝孙氏《瑞应图》中的记载：“ 天鹿者，纯灵之兽也，五色光耀洞明。王者孝道备则至也。”由于目前所见的《稽瑞录》都是清代手抄或者刊印的版本。其中，在清代道光7年[1827]的这个手抄本中，将“ 天鹿 ”写作“ 天禄 ”，并与其它所见的几个刊本不一样。而现如今留传于世最早的《稽瑞录》，是明万历年间的刊本。至于唐代劉賡在原版《稽瑞录》中具体是怎么写的，我暂时还无法考证。我个人认为其唐代原版应该是用此“ 天鹿 ”一词。而清代个别的手抄版出现了另外一个“ 天禄 ”一词，个人认为系受前人所讹传所影响（比如后面会讲到明代方以智在《通雅》中的注释）。

同时，从字面意思来看，“ 天鹿 ”和“ 天禄 ” 这两个词在我们现在的认知中，明显是表示两种不同的事物。但在古代，“鹿”和“禄”是通假字，两者经常相互通用。有个典故叫“秦失其鹿”，出自司马迁的《史记·淮阴侯列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三国时期学者张晏作了注释：“ 以鹿喻帝位也。”可见“禄”通“鹿”。虽然“鹿”和“禄”两个字在古代相互通用，但两个字在单独使用时，均表示不同的意思。 “禄”原本指爵禄、福运，“天禄”一词，最初是指天赐的福禄，后引申为帝位或天下。而另一个“鹿”字，就是指鹿形动物。而“天鹿”一词，个人认为，可能是指一种鹿形的祥瑞动物。只是两者之间在古代相互通用之后，容易出现混淆，就会将“ 天鹿 ”视为“ 天禄 ”。最终，将两种原本不同造型的事物混为一谈。这就导致近现代学者在对南朝陵墓前的石兽命名时，将原本独角鹿形的“ 麒麟 ”，与独角兽形的“ 天禄 ”混为一谈。

这种混淆的情况在古代比较常见。比如，明代方以智在《通雅·卷四十六》中记载：“沈约《宋书》： ‘ 天鹿 ’即‘ 天禄 ’ ”的说法。但在《宋书》现有留传于世的各类刊本中并无此记载。并且，其它古代文献在对“ 天鹿 ”作注释时，也从未见引用《宋书》中的这句注释。所以，这种讹传的说法，目前没有证据能证明出自南朝沈约的《宋书》之中。而且，此“ ‘ 天鹿 ’即‘ 天禄 ’ ”的说法，个人也仅见于明代方以智在《通雅》中的这句注释。因此，“ ‘ 天鹿 ’即‘ 天禄 ’ ”的这个讹传，应该始于明代的方以智。

另外，我关注天禄和辟邪这类造型的文物至少有十年。目前个人已知所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和青铜镜等文物上面，虽然有见一些鹿形动物形象。却从未见有带“ 天鹿 ”铭文的汉代文物，连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没有。也未见有标注为“ 天禄（天鹿）”的独角鹿形祥瑞动物。而另外一种独角有翼猛兽造型的形象，却有榜题“ 天禄 ”为证。但此类造型却从未见有使用另外一个“ 天鹿 ”一词。汉代青铜镜上面普遍会使用通假字。而在东汉的“ 天禄 ”镜上，却都是使用“ 天禄 ”一词。到目前为止，我个人却从未见使用另外一个“ 天鹿 ”铭文的青铜镜。这似乎可以从侧面说明，东汉的“ 天禄 ”就是独角有翼的猛兽造型，与似鹿造型的“ 桃拔（符拔） ”无关。在目前没有其它考古出土文物可以佐证的情况下。从造型上来分析，我个人认为：此“ 天鹿 ”并非彼“ 天禄 ”。

因此，我个人认为，孟康在《汉书音义》中的注释，从参考其它的文献资料，并结合目前考古出土的汉代文物来看，显然也是将“ 天鹿 ”与“ 天禄 ”两种事物混淆后造成的。这也就能合理的解释，孟康在《汉书音义》中的两句注释，将“ 桃拔（符拔） ”“ 似鹿 ”的外形特征，与“ 一角者或为天鹿 ”混淆。而独角的鹿形祥瑞动物，在汉代普遍流行的就只有一种，那就是“ 麒麟 ” 。当今很多学者，甚至还会将汉代另一种独角羊形的“獬豸 ”形象，与“ 天禄 ”和“ 麒麟 ”混为一谈。这种混淆的情况可以追溯到唐代。

明代游日升编辑的《臆见汇考·卷之五·兽类·麟》中记载麒麟的外形特征时，称其为“羊头一角。”这样的描述与汉代鹿形的麒麟形象不符，容易与独角羊形的“獬豸”形象混淆。而这样的讹传最早可见于唐代的《开元占经卷一一六》中。麒麟的特征十分明显，其实非常好分辨。在看过我上一期视频讲解或公众号文章的朋友，应该对汉代的“ 麒麟 ”形象了如指掌。并且，孟康（不排除是颜师古后加的）用了“ 或为 ”一词来对“ 天鹿 ”进行注释，就存在对事物的不确定性。也正因如此，颜师古引用孟康的这两句注释，直接造成了此后1000多年来对后人的误导。

除唐代颜师古（581-645年）在对《汉书》桃拔的注释中，引用了孟康的这两句注释外。唐代劉賡（生平不详）在《稽瑞录》中对“ 天鹿 ”作注释时，竟然也引用了孟康在《汉书音义》中的注释。但其内容与颜师古的注释不尽相同。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汉书音义》曰：“ 天鹿者，一角，长尾。其两角者辟邪；无角者，名扶郊（此处应该是“ 扶拔 ”的笔误），一名桃友（同样也应该是“ 桃拔 ”的笔误）。 ”而这个“ 其 ”字，是这句注释的关联词，也是关键。从整句注释的描述来看，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天鹿是一角长尾的动物造型，其两角的天鹿叫辟邪，无角的天鹿叫扶郊（扶拔），又叫桃友（桃拔）。总体的意思就是，辟邪和扶拔（桃拔）都是天鹿的一种。他们的区别主要是一角、两角和无角。可能我个人的认知水平有限，只能这样去理解。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来解读这条注释的。

这句注释在整句话的意思上，与颜师古在《汉书》中所引用的注释并不完全相同。首先要注意，这一条注释中，没有“ 似鹿 ”这个关键词。这与颜师古的注释有明显的区别，而且整句注释的前后也相对比较连贯，简单明了，没有明显的前后矛盾。其次是介绍事物的排列顺序不同。最后，此处注释就没有“ 或为 ”这个词语，而是相对肯定的描述。那就是天鹿是一角的，辟邪是两角的。同时，还指出桃拔（符拔）是无角的。而颜师古在《汉书》的注释中，并未提到桃拔（符拔）是无角的。所以，这就让人很疑惑。颜师古和刘庚都是唐代人，又都引用了孟康的《汉书音义》，从颜师古的注释来看，意思是指一角的天鹿和两角的辟邪都属于桃拔（符拔）。而从刘庚的注释来看，意思是指一角的是天鹿，而天鹿还分两角的辟邪和无角的桃拔（扶拔）。显然两段注释的主次不同，所表达的主要事物还是有区别的。如果刘庚这样注释：“ 无角者名扶拔，一名桃拔，长尾。其一角者天鹿，两角者辟邪。 ”同样的文字，排列顺序换一下，这就能跟颜师古所引用的注释，在整体意思上大致吻合。只是此处用“ 其 ”这个字，替换了“ 或为 ”这个词，用“ 无角 ”替换了“ 似鹿 ”的外形描述。

注意，唐代劉賡在《稽瑞录》中的这句注释，是不是源于孟康在《汉书音义》中的原文，暂时无法考证。也有可能是受颜师古的注释所影响，并结合《续汉书》和《后汉书》等其它的文献资料后所写的。如果也是出自孟康的《汉书音义》，那么，说明同一条文献资料，在被不同的人引用作注释时，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意思。有些人会掐头去尾，有些人会省略简化，甚至还有些人调换了文字排列的前后顺序。这样就很容易出现混淆视听，误导后人。这样的例子在古代文献资料中并不少见，在后面我所引用的古代文献资料中，我们还会看到很多类似的情况。

最后，对这一节做一个总结。这个讹传的起因，就是颜师古在对《汉书》作注释时，引用了孟康在《汉书音义》中的注释。颜师古所引用的注释就一定是对的吗？我个人认为是前后矛盾的。孟康曰：“ 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 ”其实很好理解的一条注释。桃拔又叫符拔，似鹿。似鹿是这条注释最关键的地方，也是矛盾点。既然桃拔（符拔）似鹿，那就肯定跟后面这句话注释没有直接关系了。因为天禄和辟邪都是有角有翼的猛兽造型，两者之间完全是两种不同属性的动物形象。将食草动物与食肉动物归为同一类，这从逻辑上就不成立。有什么动物造型是既有独角、又有双角，还能有无角的。古今中外，不管是神话中，还是自然界都应该没有这样的动物吧。所以，只要是将天禄和辟邪归类于桃拔（符拔）的观点，就可以完全否定掉。因此，只要桃拔（符拔）似鹿，不管它有没有角，都跟天禄和辟邪无关，也跟南朝陵墓前的石兽无关。而近现代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一角者天禄，两角者辟邪，总名桃拔。其无角者名符拔。”的观点，就是由此讹传而来。

这样的讹传至少在明代就已经出现，甚至更早。比如明代于慎行.选. 郭应宠.编《谷山笔尘·卷十四》中记载：“天禄者，天鹿也。天鹿辟邪自是两物。一角为天鹿，两角为辟邪，又总谓之桃拔。” 而明代的陈懋仁在《庶物异名疏·卷二十七·兽部下·桃拔》中记载：“ 桃拔，《汉书西域传》：乌弋地有桃拔。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或为辟邪。似虎，正黄，有髯耏 ránér ，尾端茸孔，大如斗。章帝时，月氏献之。和帝时，安息献之。 ”他竟然将《汉书》中，颜师古对狮子的外型特征与天禄辟邪混淆。这个明代的陈懋仁，就是一个讹传大师。在我以前考证中国古代琥珀名称时，为什么会将汉代的顿牟讹传为琥珀，从我个人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最早也是自出他的这本《庶物异名疏》。而明代的另外一位讹传大师方以智在《通雅·卷四十六》中，也有一模一样的记载：“似虎，正黄，有髯耏，尾端茸毛，大如斗。章帝时，月氏献之。和帝时，安息献之。 ”方以智（1611年—1671年）比陈懋仁（1564—1634）小几十岁，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参考了同一样文献。或者有可能方以智就是抄自陈懋仁。

讲完了讹传的起因，此处还未出现麒麟。接下来，我就继续来讲一下，这个讹传的形成。我们来看一下，又是如何将其与麒麟形象联系到一起的，这根导火索是如何被点燃的。

2.讹传的形成

《后汉书·和帝纪》【4】中记载：“章和二年（公元88年）冬十月，安息国遣使献师子、扶拔。”注释：扶拔解见《章帝纪》。

再看《后汉书·章帝纪》中的记载：“（章和元年）西域长史班超，击莎车大破之。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此处唐代章怀太子李贤作了注释：扶拔似麟无角。

在《后汉书·班超传》中也有记载：“初，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是岁贡奉珍宝、符拔、师子。”在这里，唐代章怀太子李贤也作了注释，引用了西晋史学家司马彪所著《续汉书》【5】中有关符拔的注释：“ 符拔形似麟而无角。”

在《后汉书·西域传·安息》中也有记载：“（安息国）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献师子、符拔。形似麟而无角。”这四段文献资料记载了东汉章帝时期，西域月氏国和安息国向东汉敬献符拔（扶拔）和师子。但在这四段文献资料里，分别使用了两个不同的词。因为符拔是音译而来的词语，符拔和扶拔两个词在发音上是一样的，所以这两个词就是指音意相同的事物。那这个符拔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前面有关“ 符拔（扶拔） ”的三处文献记载，均有唐代章怀太子李贤的注释。其中就引用了西晋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内容：“ 符拔，形似麟而无角。”。但在《后汉书·西域传·安息》的原文中，直接明确地记载了“ 符拔（扶拔） ”的外形特征：“ 符拔，形似麟而无角。”这是《后汉书》中的原文，却与李贤所引用西晋司马彪在《续汉书》中所记载的内容一模一样。南朝刘宋时期范晔在编撰《后汉书》时，东汉已经灭亡200多年，他主要取材于东汉国史《东观汉记》，并博采多家《后汉书》而成，其中就包括出自西晋史学家司马彪所著的《续汉书》。

因此，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南朝刘宋时期范晔在《后汉书》中：“ 符拔形似麟而无角 ”的记载，最早应该就是出自于西晋史学家司马彪所著的《续汉书》中。可惜，司马彪的《续汉书》早已佚失。但是，在这里要注意一点：《后汉书》的这几处文献记载中，不管是原文，还是李贤所引用《续汉书》的注释中，都没有出现将天禄和辟邪与“ 符拔 ”联系在一起。这与颜师古在《汉书》中的注释有很大不同。

我现在来解析一下这句注释。“ 符拔形似麟而无角 ”，这个鹿字旁的“ 麟 ”，自先秦开始，就是“ 麒麟 ”的简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西狩获麟”的典故。在《公羊传》中明确介绍了麒麟的外形特征：“有麏而角者”。这个“ 麏 ”在古书里指獐子，是一种小型鹿类。在《尔雅》卷下中，又有更明确的记载：“ 麐，麕身牛尾一角。”东晋郭璞作了进一步的注释：“角头有肉。”这个“麐”在古代通“麟”。

在东汉的《说文解字》中有记载：“ 麟，大牝鹿也。”也就是大母鹿的意思。另外一个“麐”字解释为：牝麒也。也就是母麒麟的意思。西汉史学家刘向编撰的《说苑》中记载：“故麒麟，麕身，牛尾，圆顶一角。”

我们再看，南朝萧梁时期沈约编撰的《宋书》中有关麒麟的记载：“ 麕身而牛尾，狼项而一角，黄色而马足。 ”这里顺便说一句，沈约在《宋书》中分别记载了“ 天鹿 ”和“ 麒麟 ”，可见这两者没有直接的联系。也就是说，从先秦到汉代，再到南北朝时期的文献资料中，“ 麒麟 ”的主要特征是：麕身（也就是长的像鹿“ 似鹿 ”）、牛尾、头有一角，角端圆顶有肉。

我们再来看一下出土汉代文物中的麒麟形象。这是江苏邳州燕子埠东汉墓出土汉代画像石上的麒麟形象，在其头后边还有“ 騏驎 ”二字。

这是山东嘉祥县武氏祠汉代画像石上的麒麟形象，旁边也有“麟”字榜题为证；还有河南荥阳苌村汉代壁画墓中的麒麟形象，背上也有墨书“騏驎 ”二字。

还有南宋洪适在金石录《隶续·卷五·麒麟碑》中，收录了一块东汉麒麟凤凰碑。上面就有一麒麟形象，背上有榜题“麒麟”二字。并在旁边有介绍：“右麒麟凤凰碑，各以二字题其上，汉人所图，二瑞独此最为奇伟。”除此之外，还有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一座东汉晚期壁画墓中，在中室西壁北部绘画有麒麟形象，在其身后有墨书“麒麟”二字（这是博物馆的复原图）。除此之外，在四川凉山州昭觉县出土的一件东汉麟凤碑上，也发现有麒麟形象。甚至在河南安阳西高穴村M2号（曹操墓）中出土的画像石残块中，也发现有麒麟形象。虽然残缺，但对比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画像石中的麒麟形象，其头部特征与麒麟形象的描述一模一样。带有麒麟形象的汉代画像石、壁画遍布全国各地。这样的文物太多了，我就不一一赘述。不管是在汉代文献资料记载中，还是目前已知出土的汉代文物中，“ 麒麟 ”的外形特征，都是长得像鹿或马，头上有独角，角端有肉的形象。虽然东汉的麒麟形象由鹿逐渐向马演化，但与汉代头上有尖角、肩膀有羽翼的“ 天禄 ”和“ 辟邪 ”形象完全不符。

因此，《续汉书》中所记载的“ 符拔形似麟而无角 ”，是形容 “符拔”是一种长得像麒麟，也就是像鹿，并且头上无角的动物造型。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唐代颜师古在对东汉班固的《汉书》作注释时，所引用三国曹魏时期孟康在《汉书音义》中的注释：“ 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 ”还有劉賡在《稽瑞录》中，所引用孟康在《汉书音义》中的注释：“ 无角者，名扶郊（扶拔），一名桃友（桃拔）。”如果将这两段《汉书音义》中的注释整合一下，那就是：“ 桃拔一名符拔，形似鹿而无角，长尾。”这便与司马彪在《续汉书》中的记载可以说是完全吻合。

其实曹魏时期的孟康，与西晋时期的司马彪，他们两人生活的年代相差可能也就小几十年。只是孟康用似鹿来形容桃拔，而司马彪用似麟来形容符拔（扶拔）。而独角的麒麟外形特征也是似鹿，两者的描述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通过古代文献记载相互对比和佐证，桃拔应该就是符拔（扶拔），只是不同的音译而已。比如我们现在将特朗普也叫做川普，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那么，魏晋时期的“麒麟”长什么样呢？ 1991年12月，甘肃敦煌佛爷庙湾1号西晋早期画像砖墓中，就出土一块“麒麟”形象的画像砖，并有墨书“麒麟”二字。其形象传承于东汉，似鹿，一角的主要特征都在。所以孟康和司马彪两个人对“麒麟”的外形特征，应该是大致了解的。从他们两个人的描述来看，桃拔（符拔、扶拔）就是一种长的像鹿，并且头上无角长尾的动物造型。但却有很多不明真相的后人，将三国曹魏时期孟康在《汉书音义》中有关桃拔（符拔、扶拔） “ 似鹿 ” 的注释，与西晋司马彪在《续汉书》中用“ 似麟 ”来描述桃拔（符拔、扶拔）的外形特征相互串联在一起。就得出了桃拔（符拔、扶拔）就是“ 麒麟 ”，同时还分独角的 “ 天禄 ”和双角的“ 辟邪 ”的错误观点。

我们再看，唐代颜师古（581－645年）在对东汉班固《汉书 · 司马相如传》中的麒麟作注释时，引用了一条东晋时期郭璞的注释，郭璞曰：“ 麒似麟而无角。” 唐代早期李善（630-689年）在对南朝萧梁时期萧统的《六臣注文选·卷第八·上林赋》中作注释时，也引用了同样的注释。还有唐代史学家司马贞（679-732年）在《史记索隐·卷二十六·司马相如传》中，也引用了同样的注释。可是，唐代的颜师古、李善和司马贞都并没有明确标注这句注释的出处，而郭璞流传于世相关的著作或注释中，均未发现有此说法。

那么，郭璞“ 麒似麟而无角 ”的观点出自哪里呢？北宋陆佃在《埤雅·卷三》中也引用了同样的注释，传云：“ 麒似麟而无角。”这个“传云”，就是指颜师古在《汉书·司马相如传》中的注释，表示这条注释出自《汉书·司马相如传》。那么为什么不写《尔雅》云呢？因为郭璞注释的《尔雅》中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记载。同时，北宋陆佃又引用了《尔雅》中的内容进行解释：“按《尔雅》曰：‘ 驨xí，如马，一角，不角者騏。’”并指出：“ 然则麒从骐省，不角故也。 ”这里用马字旁的骐，而不是用鹿字旁的麒，鹿是有角的，马是没有角的，这便是讹传的主要原因。我现在能查到的这条注释，最早就是出现在唐代颜师古注释的《汉书》中。而在此之前的其它古代文献资料中，均没有发现郭璞“麒似麟而无角”说法。如果有，肯定会被记载于南朝的史书之中，比如《宋书》的《符瑞志》中。因此，比颜师古小了49年岁的李善，和小了98岁的司马贞，都是参考了唐代初期颜师古在《汉书》中这条讹传而来的注释，后世相关的注释也均引用于此。

郭璞一生最大的成就，可能就是花了18年的时间，去研究和注解了《尔雅》这本中国第一部词典。那么，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尔雅》的原文及郭璞的注释吧。我所参考的是南宋国子监大字刊本的《尔雅》。

《尔雅·卷下》中记载：“驨xí，如马，一角，不角者騏。”这句原文其实很好理解，就是记载了一种叫驨的动物，长得像马，并有独角。而另外还有一种无角的驨叫“ 騏 ”。此处，郭璞作了注释：“ 元康八年，九真郡猎得一兽，大如马，一角，角如鹿茸，此即驨也。今深山中人时或见之，亦有无角者。 ”从这段原文及注释来看，“驨”和“ 騏 ”的外形就是马。郭璞只字未提“驨” 和“ 騏 ” 与“ 麒麟 ”有关。

其实，在《尔雅》中，就在“驨”的旁边，就有“ 麐（麟） ”这个字的解释：“ 麐，麕身牛尾一角。”并有郭璞的注释：“角头有肉，《公羊传》曰：‘有麕而角。’”《春秋公羊传·哀公》就有记载：“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文中对麟的外形特征有描述：“有麏而角者”。麐（麟）这个字，自先秦时期就是麒麟的简称，是专属于“ 麒麟 ”的一个字。并且，其外形特征自先秦时期就已经基本定型。那就是长得像鹿，并且有独角的动物造型。郭璞应该是知道麒麟的外形特征，所以，他在给《尔雅》作注释时，并没有将长的像马的“驨”和“ 騏 ”，与长的像鹿的“ 麐（麟） ”混淆。更没有明确将这个马字旁的“ 騏 ”，解释为麒麟。只是颜师古错误的理解了郭璞在《尔雅》中的注释，从而得出了错误的观点，并将其错误地注释到《汉书》中。

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第十上》中，就有“ 騏 ”这个字，并解释到：“‘ 騏 ’，馬，青驪，文如博棊也。从馬其聲。”什么是“驪 ”呢？《说文》中也有解释：“马，深黑色。”而《说文》中除了有两个麐（麟）字外，也有鹿字旁的“麒”，并明确解释到：“ 麒，仁兽也，麋身、牛尾、一角。”《说文》中明确指出，鹿字旁的“麒”是有一角的。把《说文》这本字典，和《尔雅》这本词典记载的内容，放在一起整合一下给大家来看一下。

《说文》这本字典中没有“驨”这个字，“驨” 字仅见于《尔雅》这本词典中：“如马一角，不角者‘ 騏 ’。”那什么是“ 騏 ”？在《说文解字》中的注释是：“馬，青驪（也就是深黑色的马） ”，结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 騏 ” 是一种无角深黑色的“驨”，而“驨”又是一种独角的马。而此处的“驨”和“ 騏 ”均为马字偏旁，与鹿字偏旁的“ 麒麟 ”并没有直接联系。而鹿字旁的“ 麒 ”，在《说文解字》中，明确指：“仁兽也，麋身、牛尾、一角。”这个“麒”字就是明确指一角的“ 麒麟 ”。而另个两个鹿字旁的麐（麟）字，在《说文解字》中，均表示母麒麟的意思。并且其它的文献资料均有明确记载，麐（麟）也是麋身牛尾一角的。

所以，马字旁的“ 騏 ”字，不管是在《说文解字》这本字典中，还是《尔雅》这本词典中，都是指一种马形的动物。因此，从中国最早的字典和词典中的解释来看，这个马字旁的“ 騏 ”，与鹿字旁表示“麒麟”的“麒”字没有任何关系。

另外，我再做一个假设。如果按照自古就有“ 麒似麟而无角 ”的说法，那么，《续汉书》中所描述“ 符拔形似麟而无角 ”的记载，就显得此地无银三百两。何不直接说“符拔形似麒”呢？这样的记载更符合古人的风格，干嘛还那么麻烦写成“符拔形似麟而无角”呢？因为自先秦以来，不管是文献记载，还是相关的文物，麒麟不管雌雄，都是有独角的鹿形动物形象。

目前仅见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的麒麟形象是无角的，这仅仅是个例。因为在其前面绘画的青龙也没有画角。这应该是工匠有意而为之。

因此，个人认为，东晋的郭璞根本没有说过“ 麒似麟而无角 ”的观点。只是唐代颜师古，将《尔雅》中有关“驨”的解释，误以为此“ 騏 ”就是彼“ 麒 ”。“ 騏 ”和“ 麒 ”在古代是相互通用的，但在单字使用时，其两个字的意思并不相同。马字偏旁的“ 騏 ”，是指一种深黑色无角的马。而鹿字偏旁的“ 麒 ”，就是指独角像鹿的“麒麟”。两个字单独使用时，分别指两种不同造型的事物。这就与前面讲的“鹿”和“禄”的使用情况极为相似。虽然在使用“ 騏驎 ”二字时，通常就是指“ 麒麟 ”。这同样就像前面讲的“天鹿”和“天禄”的情况一样，都是因为古人相互通用之后，造成讹传导致将两者混为一谈。所以，古代使用通假字有很多弊端，增加了文言文阅读的复杂性，容易造成混淆。若传抄过程中出现误写，极易导致文本失真，最终造成以讹传讹的严重后果。从而就出现了类似于“ 麒似麟而无角 ”的观点，并讹传了1000多年，这就是将两个字混淆后造成的。通过古代文献的明确记载，并结合出土的汉代麒麟形象，可知东汉的麒和麟从外形特征上是一样的。其雌雄的区分，在南北朝时期才逐渐显现出来。

而唐代颜师古在《汉书》中对麒麟的注释，郭璞曰：“ 麒似麟而无角。”的讹传，与《续汉书》和《后汉书》中：“ 符拔形似麟而无角 ”的记载及为相似。就会给后人一种“符拔”就是麒（麒麟）的错觉，在一定程度上就容易误导后人。后人在结合了这两条文献之后，再结合颜师古在《汉书》中，引用孟康《汉书音义》对“桃拔”的注释，就可以把似鹿造型的桃拔（符拔、扶拔）直接与麒麟联系起来。便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桃拔（符拔、扶拔），是一种无角的麒麟。还有一种独角的桃拔（符拔、扶拔）叫天鹿，另外一种两角的桃拔（符拔、扶拔）叫辟邪。”最后，也就有了独角的天鹿和双角的辟邪都属于麒麟，统称为麒麟或桃拔（符拔、扶拔）的错误结论。

比如，明代游日升编辑的《臆见汇考·卷之五·兽类·麟》中记载：“麟。一角为天鹿，两角为辟邪，无角为扶拔，一名挑（桃）拔，汉章帝时，月氐国献也。”此条文献就直接将天鹿、辟邪和桃拔归为麒麟。

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比如，明代朱谋㙔编撰的《骈雅·卷七·释兽》中也有相同的记载：“麟。一角为天鹿，两角为辟邪，无角为符拔，亦谓之挑（桃）拔。

还有明代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卷十·鸟兽类·麒麟》中记载：“麒麟，异兽王〇阮雾灵曰：辟邪天禄，盖天鹿也。”此处将辟邪和天禄，均视为食草动物的天鹿。后面又说：“南阳宗资墓前石天禄有鳞，殆即麒麟乎？”

同时，明代方以智在《通雅·卷四十六·动物》中也有类似记载：“麒麐通作麒麟，殆天鹿乎？”后面又引：“拂林僧（拂菻一般指拜占庭帝国）言：天鹿即麟。”“拂林僧（又）言：天鹿，一角，端有肉，即麟”的说法。通过这些文献，可见将鹿形的天鹿，完全与麒麟混为一谈。甚至将东汉独角有翼猛兽造型的石刻天禄，也误认为就是麒麟。

甚至清代徐文靖在《管城硕记·卷二十八·杨升庵集》中记载：“汉时以天禄为麟。”的说法。还有清代徐文靖在《新纂事词类奇·卷之二十八·走兽类》中，将天鹿描述为：“状如牛，身披肉甲，鼻端有角。”这不就是犀牛的外型特征吗？对于这些讹传，我个人深为痛恨。

除此之外，近现代很多学者始终围绕着古代文献记载去论证事物，他们就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古代文献资料所记载的内容难道就一定都是对的吗？颜师古的注释难道就一定都是对的吗？《汉书》的成书时间大概是公元105年，而500多年后唐代初期的颜师古（581－645年），是将汉魏以来二十三家对《汉书》的注释，融入个人考辨完成的《汉书注》，并成为主流流传于世，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内容。这些注释的真实性，是需要客观看待的。

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逻辑，很多近现代学者为什么没有想到。东汉班固的《汉书》和西晋司马彪的《续汉书》，还有范晔的《后汉书》中均有明确记载：桃拔（符拔）是一种产于西域的真实生物，并由西域月氏国和安息国向东汉敬献。从文献描述其外形特征来看，应该是一种无角长尾的鹿形动物。从这些文献资料的记载来看，桃拔（符拔）与狮子一样，都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一种动物。而不是像麒麟、天禄和辟邪那样，是虚构的动物造型。

如果参考颜师古在《汉书》中所引用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的注释，那么，是不是就可以理解成，天鹿和辟邪就是产自西域乌戈山离国的桃拔，也叫符拔。但是，麒麟、天禄和辟邪，是先秦时期经过不断地吸收各种文化，并逐渐演化后形成的虚构形象，至少在西汉就已经定型。麒麟的形象至少可追溯到春秋时期，而桃拔（符拔）是汉代由西域进入中原的，与麒麟形成的历史背景不符。天禄和辟邪作为兽的名称，虽然在汉代才开始出现，但其造型亦可追溯到战国时期。所以，综合分析，我个人认为，颜师古所引用的这段注释是有很大疑问的。给近现代学者对南朝石刻的命名有极大的误导性。

最后，用一张图来总结一下这节的内容。西晋司马彪在《续汉书》中描述符拔的外形特征时记载：“符拔形似麟而无角。”唐代颜师古在《汉书》中对麒麟作注释时引用了：“一个是“符拔形似麟而无角”，另一个是“麒似麟而无角”。麒就是指麒麟，但是，不管是史料记载，还是出土文物中，麒麟都是有角的。显然，颜师古的这条注释是错误的。但是却将此讹传误导了后人，让后人误以为符拔就是麒麟。然后颜师古在《汉书》中又记载：“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那么，后人在结合这三条文献资料后，就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这就相当于，桃拔，也叫符拔，而符拔就是麒麟。而天鹿和辟邪又属于符拔，所以天鹿和辟邪就等于是麒麟。把它们捋清楚可真费事，真的是：“造谣靠张嘴，辟谣跑断腿。”

其实，独角的麒麟与无角的符拔（扶拔）没有直接的关系，它们仅仅是外形特征都像鹿而已。而近现代有很多学者，却将麒麟与符拔混为一谈。如果麒麟就是符拔的话，那么班固在《汉书》、司马彪在《续汉书》中就会直接写：“桃拔（符拔），一名麒麟”。所以从逻辑上，麒麟和桃拔（符拔）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关系。我个人认为，不管从哪种角度来讲，桃拔（符拔）也不可能是麒麟、天禄和辟邪的总称。还是那句话，但凡将天禄和辟邪形象，与麒麟和桃拔（符拔）联系在一起的观点，都是不切实际的错误观点，是完全可以否定掉的，因为它们压根就是不同造型的事物。其主要原因，还是出在初唐时期，颜师古在《汉书》中的错误注释讹传而来的。

这里给大家来一个彩蛋。明代王世贞编撰《古今法书苑·卷之六十》中记载：“按书志：桃拔一名符拔，似虎（“鹿”的误书）长尾，一角为天𬓈，两角为辟邪，兼（“无”的误书）前角者为浮都禄，又为鹿。”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段明代的文献记载中有两处错误。第一处为“似虎”。我看翻过那么多的文献资料，第一次看到将桃拔的外形特征误书为“似虎”。我当时看到这个词的时候眼前一亮，如果说是虎，那不就可以全对上了吗？天禄和辟邪的外形特征，不就是似狮或似虎吗？难道颜师古当年写的就是“似虎”，只是虎和鹿两个字极为相似，难道是后人抄错了，导致后面的人都错了？

《汉书》目前最早的刊本是北宋淳化五年（994年）国子监刻本，但仅存残页。而现存最早的《汉书》完整刊本为南宋庆元（1195年~~1201年2月5日）年间刘元起刊本。我现在所用的《汉书》是南宋刊元代元统递修本，是南宋福州刊本.元大德8年至至大元年.延祐2年.元统2年递修本。这个刊本距离唐代颜师古给《汉书》作注释已经过去700年了。在活字印刷术还没有普及之前，宋以前的很多古籍善本都是手抄。这些摘抄的过程中，会因人为因素出现误书，导致讹传。

但是，有关符拔似鹿还是似虎，我个人认为，是似鹿应该没有错，而此处似虎是误书。因为还有西晋司马彪在《续汉书》中：“符拔，形似麟而无角。”的记载。因为麟的外形特征似鹿，所以可以印证，符拔，似鹿长尾，而非似虎长尾。

同时，此处还将“ 無 ”字，误书为“兼”，也是因为两个字极为相似。还有元代的王恽在《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四杂著》中，将“似鹿长尾”误抄成“似鹿长毛”。

讲完了讹传的形成，下一节，我将继续讲讹传的出现。南朝陵墓前的石兽，最终被讹传为“麒麟”，就出现在南朝萧梁时期。

3.讹传的出现

在讲讹传开始出现之前，我们先来讲一些历史背景。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爆发了黄巾军起义，为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揭开了序幕。从此中原大地经历了群雄争霸、三国鼎立、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对峙，造成长达数百年的社会动荡。

公元420年，东晋灭亡之后，又形成了南北朝并立的局面。在黄巾起义爆发前的中原人口大约有5500万，长期的战乱导致人口骤降。虽然西晋的统一短暂地恢复了一些人口，大约在3000万左右。但到公元317年东晋建立的时候，人口数量大概在1600万。而五胡乱华造成北方1200万汉人只剩下400万。长期的战乱，不仅造成人口的流失，还造成各种文化的断层。这其中就包括了各种手工业制作的工匠，以及掌握相关事物的管理者，还有相关文献资料的损毁或佚失。

我们来看一段史料记载，西晋陈寿所著的《三国志·魏书·第二十一·王卫二刘傅传》中记载：“魏国既建，(王粲[càn])拜侍中。博物多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 （公元220年，曹丕建立魏国之后，王粲被任命为侍中，成为皇帝的近臣顾问。由于王粲知识广博，见识深远。每次有问题没有回答不上来的。此时，过去的礼仪制度废弛殆尽，朝廷要重新制定制度，此事就由王粲负责。）同时，南朝刘宋时期的裴松之，引用西晋摯虞在《決疑要》中的记载，注曰：“ 汉末丧乱，绝无玉佩。魏侍中王粲识旧佩，始复作之。今之玉佩，受法于粲也。 ” （东汉末年，受战乱影响，玉组佩制度湮没不存。曹丕称帝后，出于政治需要恢复传统玉组佩制度。侍中王粲càn见多识广，他根据前朝玉组佩的形制，于是重新创造出一套新式样的玉组佩。现在所见曹魏时期的玉组佩，就是根据王粲创作的样式制作的。）

孟康就是生活在这个时期，而他在《汉书音义》中所注释的内容，也是需要客观看待的。我们现在无法知道其原文中是如何对桃拔（符拔、扶拔）作注释的。前面讲到，《汉书》和《后汉书》中对桃拔（符拔、扶拔）的注释分别引用了外形“似鹿”和“似麟”来形容。同时还将猛兽造型独角的“天禄”和双角的“辟邪”，归类于似鹿造型的桃拔（符拔、扶拔）。颜师古所引用孟康的这句注释，本身就存在矛盾。是孟康在《汉书音义》中的注释本来就有问题，还是颜师古在引用注释时出了问题，我们现在暂时无法考证。但这条注释给后人和一些不辨是非的学者埋下了隐患，甚至还开始出现讹传。而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些文献资料，基本上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甚至可以说主要是偏安一隅的东晋至南朝时期。这个时期的这些文献资料中所出现的问题更为明显。

《西京杂记》这本书的作者，至今未有定论，普遍认为是两晋时期道教学者、炼丹家葛洪(284—364)所辑抄。此书，被历代指认为是伪书。所记载的内容虚实相杂，怪诞不经，多荒诞不可信。但从语气及内容来看，应当是杂抄两汉魏晋时期的遗闻轶事而成。《西京杂记·卷之三》【6】中记载：“ 五柞宫有五柞树，皆连三抱，上枝荫覆数十亩。其宫西有青梧观，观前有三梧桐树，树下有石骐䮼二枚，刊其胁为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东边者，前左脚折，折处有赤如血，父老谓其有神，皆含血属筋焉。（五柞宫的西边，有一座青梧观，观前有三棵梧桐树。树下有两件石刻骐䮼，在其身上刻有文字，它们是秦始皇骊山陵上之物。这两件石骐䮼，高一丈三尺，也就是差不多我们现在的3米高。东边这只石麒麟的前左脚已折损，在其折损处有赤痕如血，当地百姓将其神化，说其体内有血有筋。） ”这是目前已知，最早记载陵墓前石刻麒麟的文献记载。

同时，在另外一本佚名古代地理书籍《三辅黄图》【7】中也有相同的记载：“ 青梧观，在五柞宫之西。观亦有三梧桐，树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胁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东边者前左脚折处有赤如血。父老谓其有神，皆含血属筋焉。”其内容可以说与两晋时期葛洪在《西京杂记·卷之三》中所记载的一模一样，只是将五柞宫和青梧观分开记载。这本《三辅黄图》的成书时间，不晚于南北朝时期。我个人认为，书中所记载的这段文字，可能参考或摘抄于《西京杂记》。

我就来分析一下这段文献记载的真实性。五柞宫是汉武帝在汉代长安城南面的建筑群，在如今西安城的西面陕西省周至县东南的集贤镇。中间这里是汉代未央宫遗址，骊山秦始皇陵在西安城的东边。也就是说，五柞宫和秦始皇陵分别在西安城的一西一东，中间直线距离至少有100里地。其次，骊山秦始皇陵园遗址考古发掘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有3米高左右的大型石兽，甚至连残损的石块也没有发现。堂堂的秦始皇陵前，难道只设置了这一对石刻麒麟吗？这不像是秦始皇的风格。其次，这一对骊山秦始皇陵的石刻麒麟，又为何会出现在长安城西边的五柞宫呢？除了《西京杂记》中有这段文献记载以外，在此之前历朝历代的其它文献资料中，均未发现秦始皇陵前有设置石兽遗存的明确记载，也没有五柞宫内有石兽的文献记载。

比如，北魏郦道元（约470-527年）在古代中国地理名著《水经注 · 卷十九》中也有记载“五柞宫”，却未见记载有“青梧观”，更没有提到这两件石麒麟。现如今，在整个西安地区的秦汉皇陵中，也未曾发现类似于南朝帝陵前设置大型石兽的证据。而作为曾经的五柞宫，现在的陕西省周至县集贤镇及周边地区，也未曾发现有大型石兽造型的遗存。不但没有“天禄”和“辟邪”，更没有“麒麟”。目前所见西安地区秦汉陵墓前的石刻，仅见于汉武帝茂陵霍去病墓前的一组石刻。而这一组石刻，与我们要探讨的石刻没有直接关系，属于单独出现的个例。

另外，在如今汉中市城固县张骞墓前有一对石刻。根据清代康熙56年[1717]王穆编撰的《城固县志·卷二·古迹》中有记载：“石虎，(县城)西八里，地有二石，形如卧虎，列于张骞墓前，水深数尺不没。”根据此文献记载，官方将此石刻命名为“石虎”，如今普遍被认为是属于西汉张骞墓。

但根据150年前，明代嘉靖四十五年[1566]杨守正编修的《城固县志·卷一·地理志》中载：“石虎，(在县城)西北八里，田中二虎，首昂尾低，鎚之则臭。”旁边又有记载：“汉博望侯张骞墓(在县城)西五里”。张骞墓在县城西五里，而这对石兽在县城西北八里。显然，这对石兽是在明代晚期至清代早期的这150年间被移动到张骞墓前。

民国时期，二石兽在张骞墓前160米处水田中，东西相对，间距14.4米。并于 1938年的考古活动中，西北联大历史系师生将这对石兽挖掘出土。可惜这对石兽在1967年破“四旧”过程中被砸碎，并于1976年修复后，移置于张骞墓前陈设。

这对石刻为青石灰石质地，采用了圆雕手法，兽首高昂，颈部后仰，整体造型呈“S”型。虽然残损风化非常严重，但依然还能看出其整体的造型和气势。这与东汉时期流行的同类石兽造型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因此，个人认为，这对石刻应该属于东汉遗物，而非西汉张骞墓。这种将户外石刻随意移动后，造成历史信息的丢失和讹传并不少见。当地文博单位不加以考证，还讲故事作进一步讹传的行为极为可耻。

如果看过我麒麟专题视频讲解的朋友们可能会知道，自先秦到两汉时期的麒麟形象，均与凤凰配对出现。当时的麒麟和凤凰在古人心中是最高级别的两种祥瑞，因此经常配对出现，所谓凤毛麟角就是由此而来。

而成对的麒麟形象从现有的考古出土文物来看，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的画像砖和画像石上。所以，先秦时期根本不可能出现成对的石刻麒麟在陵墓前。而在陵墓前设置麒麟石刻，目前仅见于唐代武则天为其生母建造的唐顺陵前有一对。因此，《西京杂记》中所记载的这一对石麒麟真实存在吗？我个人认为，它们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存在过，而是《西京杂记》虚构的遗闻轶事。

但是，《西京杂记》中的这段记载，却被后世广为转载。也成为日后南朝帝陵前石兽被讹传为“麒麟”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北宋宋敏求编撰的《长安志·卷第四·宫室二·汉中》中就有记载：“青梧观，一作桐。《西京杂记》曰：观前有二梧桐树，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胁为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头高。丈三尺，东边者左脚折，折处赤如血。父老谓有神，皆会血属箸焉。”

而且，南宋刘辰翁对唐代杜甫《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曲江二首》进行了批点，在对“苑边高塳（冢）卧麒麟”中的“麒麟”作注释时，就是直接引用了《西京杂记》中的这段记载：“五祚宫西青梧观柏树下有石麒麟二枚，各刊其胁为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丈五尺，左脚折余曰绊，音半，马絷也。赵曰：两句皆记眼前所见也。冢前有石麒麟，盖富贵之家，卧则冢之荒废矣，故公落句有感焉。”从中可以看出，此讹传到了唐宋时期，大多数的文人雅士已经将陵墓前的所有石兽普遍认为就是“麒麟”。你很难相像，像杜甫这样的著名唐代诗人，竟然也会将此讹传的名称写入诗中。而类似的诗词文献，自唐代以来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赘述。而南宋的刘辰翁，更是直接就引用了《西京杂记》中的这段记载，去论证杜甫诗中所描述陵墓前的“麒麟”，就是《西京杂记》中所记载的“石麒麟”。用讹传的源头，再去论证后世的讹传，并做到了名称上的闭环，但却忽略了实际上外形特征的区别。真正做到了“假作真时真亦假”。当然，这并不能怪古人。我是经过十来年对文献记载，和各种考古出土文物的收集，并实地走访考察过这些出土文物。而像杜甫这样的古人，在当时的条件下，缺少很多直接有力的证据。所以，古人在对更早的事物做论证时。大多数时候，只能去依赖古代文献资料中记载的内容。这些文献记载中的真实性又有多少呢？他们当然不知道。而真相，并不是没有。史料中亦有相对正确的注释。

唐代章怀太子李贤（655-684年）在对《后汉书·孝灵帝纪》中的“天禄”做注释时，就有用实物论证观点：“天禄，兽也……，案今邓州南阳县北有宗资碑，旁有两石兽，镌（juān）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据此，即天禄、辟邪并兽名也。”宗资是东汉桓帝时期汝南的太守。而南阳宗资墓前的这一对石兽，自唐宋以来，就被记载于册。比如，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卷三》，还有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均有记载宗资墓前的这对石刻“天禄”和“辟邪”。

并且，北宋大观三年（1109年），汝州知州王寀（采）在《汝帖》中，还收录了这对石兽身上所刻“天禄”和“辟邪”铭文的摹本。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十一·异事》，北宋赵明诚在《金石录卷十八》中均有记载。因此，这对石刻“天禄”和“辟邪”是汉代此类石刻中最著名的一对。

现如今，南阳市汉画馆大厅里展示有两件石刻，该对石兽由石灰岩雕成，其中左边石刻右膊部刻有“天禄”铭文，通高1.65、长2.20米，右边石刻通高1.65、长2.35米。据专家考证，这两件石兽制作于延熹九年（166年）以后，距今1800多年。

我们再看比唐代李贤注释更早的文献资料。北魏郦道元（约470-527年）在《水经注·卷三十一》中亦有类似记载：“滍（zhì）水出南阳鲁阳县西之尧山……水南有汉中常侍、长乐太仆吉成侯州苞冢。冢前有碑，基西枕冈城，开四门，门有两石兽，坟倾墓毁，碑兽沦移。人有掘出一兽，犹全不破，甚高壮，头去地减一丈许，作制甚工，左膊上刻作辟邪字。”根据《吉成侯州辅碑》记载，此墓为东汉永寿二年（156年）后,由乡人姻族为宦官州辅所立碑文，原碑立于叶县。

《水经注·卷二十三》汳（biàn ）水中还记载：“汳水又东迳梁国雎jū阳县故城北，而东历襄乡坞南。续述征记曰：西去夏侯坞二十里，东一里即襄乡浮图也。汳水迳其南，汉熹平君所立，死因葬之。弟刻石树碑，以进厥德。遂前有师子天鹿。累博作百达柱八所，荒芜颓毁，凋落略尽矣。”从这段文献记载可知道，在商丘雎县襄乡有一座佛塔，东汉熹平君所立。死后，其弟在其墓前刻石树碑，墓道前有石刻的狮子和天鹿。此天鹿并非鹿形动物，而是指有独角双翼猛兽造型的天禄。

我们目前所见东汉此类石兽的遗存，主要分为两大类，三种造型。一类为狮子造型，另外一类为有角有翼的猛兽造型，其中独角有翼的为天禄，双角有翼的为辟邪。这些石兽遍布山东、河南、安徽、陕西、四川等地。但而从未见过大型石刻的鹿形动物，更没有与鹿相似的麒麟造型。可见，《水经注》中的这段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相互印证。我们就来看一下全国知地的一些相关出土文物。

民国年间，在山东临淄地区出土了两件石刻狮子，残高：91.50厘米，残长：130厘米，宽：48厘米。在其颈部刻有隶书题铭“雒陽中東門外劉漢所作师子一雙”。表明这一对石刻狮子，是由洛阳中东门外一名叫刘汉的工匠制作而成，然后运往山东临淄地区。这一对石狮的体量并不大，从洛阳运到山东地区并不难。

另外，山东嘉祥东汉武氏墓前，也有一对东汉石刻的狮子造型。其《石阙铭》上明确记述了石狮凿刻的年代及详细情况：“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太岁在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孝子武始公，弟绥宗、景兴、开明使石工孟孚、李（季）弟卯造北阙，直（值）钱十五万。孙宗作（阝市）狮子，直（值）四万。”

表明这对狮子是东汉建和元年（公元147年），由一位名叫孙宗的工匠制作而成，价值四万钱。

还有1960年，陕西咸阳市国棉二厂工地出土一对东汉狮形石刻，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河南省博物院里，也收藏一件东汉石刻狮子，1988年，出土于许昌市。其造型与咸阳国棉二厂出土那对石刻狮子造型一样，但河南博物院却将其标注为“石辟邪”。

1954年7月，河南洛阳涧西孙旗屯，出土了一对有角有翼猛兽造型的石刻，一只独角一只双角。高122厘米、长165厘米。在石刻的颈背位置，阴刻有“缑氏蒿聚成奴作”七个字。这里的缑氏，应该指的就是隶属于河南洛阳偃师区的缑氏镇。这七个字表示这件石刻是缑氏蒿聚一名叫成奴的工匠所制作的。虽然没有像前面那两组石刻在肩膀上刻画“天禄”和“辟邪”的铭文。但其造型与南阳汉画馆所陈列的石刻相似，可以确定它们就是属于同时期同类型的石刻。

1992年12月，在河南洛阳孟津老城油坊街村西挖水渠时，在距地表约5米深处，出土了一件独角有翼猛兽造型的石刻，出土时残损。与其一同出土的还有一些石阙的残块，应该是被毁坏后堆放在一起的。经过修复后，在洛阳博物馆中展出。它通高1.9米,长2.97米、宽0.9米，重近8吨。是目前出土同类汉代石刻中体量最大的一件。

而《西京杂记》中记载的那对石麒麟头高（一）丈五尺。若在汉代，一丈五尺等于3.465米。那么，其体量将是洛阳这件几倍之大。将他们从秦始皇陵移到100里外的“青梧观”不太现实，也没有理由。因此，种种证据表明，《西京杂记》中的这段记载，其真实性并不可靠。

从目前现有考古出土的这些石刻文物来看，在高级官吏陵墓前设置类似大型石刻的风尚，始于东汉中期偏晚的洛阳和南阳一带，并有专门负责制作这些石刻的工匠和作坊。这种石刻自东汉中晚期开始，以河南洛阳和南阳为中心形成风尚之后，逐渐向山东、四川、陕西、安徽等地方传播。

其中榜题为“辟邪离也”的旁边，是一只一头上有双角，肩有羽翼的猛兽造型。我们将其与洛阳出土的东汉石刻，还有现存南京狮子冲的南朝石刻作下对比。除了在一些细节上的差异外，其它有角有翼猛兽造型的主要特征是一致的。而类似带“天禄”和“辟邪”铭文的形象，还见于东汉时期的青铜镜上。而这些青铜镜上与铭文相对应的形象，与同时期墓葬前的石兽造型高度吻合。另外，从先秦至南北朝时期，“麒麟”形象一直都是鹿形独角的造型。所以， “麒麟”和 “天禄”“辟邪”的造型，在两汉时期是非常明确的，在外形上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而《西京杂记》中这段最早将陵墓前的石刻，称之为“石麒麟”的记载，却极大地误导了后人。特别是南朝及后来的很多诗词文献记载中，便误以为此类陵墓前的石刻，不管长什么样子，它们都是“石麒麟”。

比如，明代徐献忠在《吴兴掌故集·卷九·古蹟类》中记载：“石麒麟，在长兴西北二百步大雄寺南。”

还有明代刘昌在《县笥sì 琐探摘钞·卷一》中，将南阳至麒麟岗所见陵墓前的石刻称之为“石麒麟”。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明代姚旅在《露书》中，对陵墓前的石刻进行了考证：“今人墓前有石羊石虎。按石羊，天禄也，似鹿非鹿，名曰挑拔。石虎者，辟邪也，似虎非虎，以能食鬼，故曰辟邪。”历朝历代的陵墓制度不同，他将唐宋以后陵墓前所见的石羊和石虎考证为天禄和辟邪，显然是不对的。

后面又说：“今元旦画形悬门，正辟邪也。荆楚岁时记谓虎者误。罗愿又谓，挑拔一角曰天禄，两角曰辟邪者，亦误。若系一兽，《十洲记》不宜两著其名矣。”这一句还是很有道理的。

据说是西汉东方朔编撰的《十洲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聚窟洲……及有狮子、辟邪、凿齿，天鹿长牙，铜头铁额之兽。 ”所以，如果说天禄和辟邪，从来没有统称过。目前最早仅见于唐代初期，颜师古在《汉书》中的注释。

后面还说：“辑柳编谓，后人以石麟、辟邪乃帝王陵寝所用，改用石羊、石虎，则汉宗资亦非帝王，墓前已用天禄、辟邪矣。且设此原以辟猛兽，若用石羊，宁复足畏。” 这段话说对了一半。汉代使用石刻天禄和辟邪的制度最初确实跟帝王无关，而是官吏或地方豪绅们形成的一种风尚。它们本身就是宗教信仰思想下赋予的名称而已，其功能就如其名，是古人追求“天禄”和“辟邪”，而非指造型。古人希望能通过这两种“虚构”的神兽，能让他们“永享天禄，避险除凶”。而汉代就已经开始出现石羊，其作用主要是引领升仙，而非镇墓辟邪。

而完全将南朝帝陵前的石兽讹传为“ 麒麟 ”的，却是另外一本史料，那就是《南齐书》。我们现在普遍看到近现代学者，称南朝帝陵前的石刻为“ 麒麟 ”的主流观点，这本史书就是“罪魁祸首”，可以说是“功不可没”。这些明显有误的古代诗词文献资料，在经过历朝历代的讹传之后，已经完全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这也是导致现如今很多不明真相的学者，直接将南朝陵墓前的石刻统称为“麒麟”的主要依据。明知有错，却将错就错的继续以“麒麟”命名，这种助长“指鹿为马”的行为，就是一种不作为的态度。

4.讹传的罪魁祸首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距今大概1500年左右的南朝萧梁时期的古代文献资料。这是将南朝帝陵前的石刻讹传为“ 麒麟 ”，并写入史料的关键时期，也是奠定讹传的基石。

目前已知最早将南朝陵墓前的石兽，记载为 “ 麒麟 ” 的古代文献有两本。第一本是南朝萧梁时期文学家、方志学家任昉 rén fǎng （460-508年）编撰的《述异记·卷上》【10】：“丹阳大姑陵，陵下有石麟二枚，不知年代。” 任昉十六岁就成为南朝刘宋时期丹阳尹 yǐn 刘秉的主簿。（后到了萧齐时期，深受齐明帝器重，官至司徒右长史。梁武帝萧衍为骠骑大将军时，辟为记室参军，萧梁时期任太守。）任昉的一生经过刘宋、萧齐、萧梁三朝，最后官至萧梁时期的太守。（文献中的丹阳，就是指当时的丹阳郡，而非现在南朝齐梁两代帝王的故里丹阳市（古曲阿县）。）文献中的丹阳大姑陵所指哪座陵墓，任昉并未明确说明。所以我也无法更进一步去考证他所指陵前的两件“ 石麟 ”。但从目前的遗存来看，当时丹阳郡所属范围内帝陵前的石兽，均为有角有翼猛兽造型。所以，从理论上来讲，《述异记》中所记载的这两件“石麟”，肯定不会是石刻的“麒麟”造型。而是独角有翼和双角有翼的猛兽造型。

同时，任昉在后面所引用的一条注释，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传曰：“秦汉间公卿墓，则以石麒麟镇之。 ”这个传，所指哪本史料，我现在暂时无法考证其出处。但是可以肯定，任昉是看过某本史料之后，便误认为陵墓前的这种石兽就是“麒麟”，并写入《述异记》中。显然，他也是讹传的受害者。而这条讹传对后世影响也是深远的。

我们再来看两篇有关南朝刘宋长宁陵隧道石兽的记载。其中最早的一篇，是南朝萧梁时期萧子显（487～537年）编撰的《南齐书·列传·卷二十二·豫章文献王传》【8】。文中记载：“ 宋长宁陵遂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冢墓内寻人。’ 乃徙其表阙骐驎于东岗上。骐驎及阙，形势甚巧，宋孝武于襄阳致之，后诸帝王陵皆模范而莫及也。 ”

而另一篇比较晚，是唐代初期李延寿编撰的《南史·列传·卷四十二》【9】中，也有相同的记载：“ 宋长宁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冢）墓内寻人。’乃徙其表阙骐驎于东冈。骐驎及阙，形势甚巧，宋孝武于襄阳致之，后诸帝王陵皆模范，而莫及也。”

我个人认为，初唐时期李延寿编撰《南史》中的这段记载，应该就是直接摘抄于萧子显的《南齐书》，而且还抄错了字。所以，我们直接参考《南齐书》即可。《南齐书》中这段史料记载，大致意思是说，南朝刘宋时期的第五位皇帝宋孝武帝刘骏(430-464年)，从当时的襄阳获得石兽，并将其迁徙置于其父宋文帝刘义隆的长宁陵前。从此以后，南朝的帝王陵墓前均效仿这一制度，但因其造型精美，后者均无法超越。

我们来看一些史料印证一下。南朝萧梁时期的沈约在《宋书·卷六·孝武帝》中记载：“宋文帝为平息叛乱，于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外调刘骏为雍州刺史兼宁蛮校尉，任伐蛮总指挥，并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的襄阳、竟陵、南阳、顺阳、新野六郡军事，持节、将军职务如旧。刘骏因此成为自东晋偏安江东后，百年来，第一位出镇襄阳的皇室成员。

元嘉三十年（453年），太子刘劭弑父，刘骏起兵攻杀刘劭，成为刘宋时期的第五位皇帝。南阳襄阳一带在东汉时期盛行石兽，而刘骏在此经营多年，在襄阳获取一对东汉的石兽，并将其迁徙到其父宋文帝长宁陵前。从此，开启了在南朝陵墓前设置石兽的制度。而这一对东汉石兽制作精美，因此，后世诸帝王陵前所效仿的石兽均无法超越。这段文献记载符合历史背景。

东晋偏安一隅，一直还想回归中原。因此，其陵墓制度崇尚简洁。沈约在《宋书·卷十五·礼志》中有记载：“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此则碑禁尚严也。此后复弛替。晋武帝咸宁四年，又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目前，南京已经考古发掘过几座疑似东晋帝陵的大型墓葬，在其陵墓前并未发现大型石刻。

《宋书》中还记载：“ 自元嘉以来，每岁正月，舆驾必谒ye初宁陵，复汉仪也。世祖、太宗亦每岁拜初宁、长宁陵。 ”刘宋不需要像东晋那样一心想回归中原，所以，南朝自刘宋开始，在帝陵的制度上逐渐恢复汉代礼仪制度。自“ 宋孝武于襄阳致之 ”石兽开始，这一制度在宋齐梁陈四朝流行。那这对石兽能不能从当时的襄阳运到建康呢？我认为是可行的，从襄阳到长江有汉水，再通过长江到达南京。以水陆的运输速度和装载力，运送几吨重的石兽轻而易举。

萧子显为什么会将宋长宁陵前的石兽命名为“麒麟”呢？我个人认为，南朝萧梁时期的萧子显，应该是看过早他二三十年前任昉编撰的《述异记》，或者两晋时期的《西京杂记》之后。才会将宋文帝长宁陵前的石兽，讹传为“麒麟”而记载于《南齐书》之中。这也是将南朝陵墓前的石兽讹传为“麒麟”，并首次记载于正史之中。

《南齐书》和《南史》作为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之一，是隋唐以后很多文人必读的史书，相当于教科书。虽然萧梁时期的萧子显也是讹传的受害者，但是他将石兽命名为“ 麒麟 ”记载于史册，其讹传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就好比今天九年义务教育的课本上，介绍南朝帝陵前的石兽时，称之为“ 麒麟 ”的效果是一样的。对于不明真相的后人来说，史书中说那是麒麟，那就真的是 “ 麒麟 ”。因此，这些史料也成为日后学者们对南朝陵墓前的石兽命名为“麒麟”的重要依据。他们仅凭这些古代文献资料就妄下结论，盲目命名。

我们再来看另一段文献资料。（清代朱霖在《镇江府志 · 卷之二十一·陵墓》给兴安陵作注释时，引）南朝末陈朝时期顾野王所写的《舆地志》【11】记载：“泰安陵、景安陵、兴安陵，在故兰陵东北金牛山。其中邱埭dài西，为齐梁二代陵，陵口有大石麒麟辟邪，夹道，有亭，有营户，守典之。四时，公卿行陵，乘舴艋，自方山由此入兰陵，升安车，轺传驿置，以致陵所，旧迹至今存。”文献中提到的兰陵金牛山，就是现在丹阳市的水晶（经）山。文献中记载的泰安陵、景安陵和兴安陵，就在如今的水晶山周边。此处还散布着齐梁时期其它的帝陵及王侯贵族墓葬。据《至顺镇江志》记载：“中邱埭在丹阳县东二十四里”。为古代江南运河上的水坝，在今丹阳陵口镇东。 “ 陵口有大石麒麟辟邪 ”，这里所指的陵口，就是如今丹阳的陵口镇，在陵口镇萧梁河两岸，左右各矗立着一尊石兽。一尊为独角有翼的天禄，另一尊为双角有翼的辟邪。身长超4米，为南朝陵墓石刻中体型最大者。此处便是南朝齐梁二代陵墓的入口。

这条南朝晚期顾野王所记载的文献资料，与之前几本两晋南朝时期的文献资料有所区别。这条文献资料中，首次出现将南朝帝陵前的石兽，称之为“石麒麟辟邪”。

我们再来看一些史料，而这些史料所记载的全都是同一件事。首先是陈代顾野王在《舆地志》中记载：“ 梁（中）大同元年（546年四月开始），作石麒麟。自京口由曲阿中丘至陵所，初甚难，近陵二十余步，忽如跃走。时以为瑞，帝不悦，终有侯景之乱。”此处文献资料记载为“石麒麟”。

我们再看，唐代初期姚思廉在《梁书 · 本纪 · 卷三 · 武帝下》中也有记载：“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丁未，曲阿县建陵隧口石骐驎动，有大蛇斗隧中，其一被伤奔走。”

唐朝初期李延寿编撰的《南史·本纪·卷七·梁本纪中》也有记载：“ 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丁未，曲阿县建陵隧口石辟邪起舞，有大蛇斗隧中，其一被伤奔走。”

在清乾隆时期武英殿刊本中，我发现在第七卷后面的考证中，这位清代学者特意提到了“《梁书》作石骐驎动。”我翻阅了很多明清不同刊本的《南史》，这是唯一在每卷后有校刊的。这位学者发现了问题，同一石兽在不同史料中，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名称，并在后面特意做了备注提醒读者。虽然他没有办法作进一步去考证，但至少要比其他只会盲目照抄的学者做的要好。

唐代初期长孙无忌等人编撰的《隋书·志·卷十七·五行上》木沴金中也有相同的记载：“ 梁大同十二年，曲阿建陵隧口石麒麟动。木沴lì金也。动者，迁移之象。天戒若曰，园陵无主，石麟将为人所徙也。后竟国亡……”

随后又记载： “ 梁大同十二年正月，送辟邪二于建陵。左双角者至陵所。右独角者，将引，于车上振跃者三。车两辕俱折。因换车。未至陵二里，又跃者三，每一振则车侧人莫不耸奋，去地三四尺，车轮陷入土三寸。木沴lì金也。刘向曰：‘失众心，令不行，言不从，以乱金气也。石为阴，臣象也。臣将为变之应。’梁武暮年，不以政事为意，君臣唯讲佛经、谈玄而已。朝纲紊乱，令不行，言不从之咎也。其后果致侯景之乱。”

同一事件，还见于唐中期许嵩编撰的《建康实录·卷十七》中：“ （大同）十二年正月，改年为中大同元年。曲阿县建陵隧石壁邪起舞，有大虵斗隧中，其一被伤奔走。”

从陈代顾野王的《舆地志》，到唐代初期的《梁书》、《南史》、《隋书》，最后再到唐代中期的《建康实录》，在这五本史料中，用六条文献资料记载了同一件事。那就是南朝萧梁时期，梁武帝为其父亲萧顺之的建陵运送两件石兽。而这六条史料中，有两处明显的不同，一个是年号，另一个是石兽的名称。我们先看年号，梁武帝大同十二年正月，改年号为中大同元年。因此，这六条文献资料中出现的两个不同年号，其实就是同一年，也就是公元546年。

而在这六条文献资料中对这两件石兽的记载分别用了两种不同的名称。一种为“石麒麟”，有三条；另一种为“石辟邪”，也有三条，各占一半。而且，在《隋书》中还一前一后，一个用麒麟，一个用辟邪。我当时在看到《隋书》中这段文献记载的时候，心里就想：编撰这段文献资料的那位，他有没有发现这其中的区别。同一件事，并且在原文中是前后两页连着的，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名称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也是摘抄自不同的文献记载而已。就算他们当时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当时的信息量，他们也很难去考证两个名称到底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毕竟，这都已经到了唐代。前面南朝陈代顾野王所写的《舆地志》中，还用“石麒麟辟邪”两个连在一起呢。而作为陈代当朝人，他都搞不清。你让后人仅凭文献资料又如何去分辨。

南朝萧梁时期萧子显所撰的《南齐书·列传·卷二十二·豫章文献王传》：“宋长宁陵…… 骐驎。”

唐代初期李延寿篇撰的《南史·列传·卷四十二》：“宋长宁陵…… 骐驎。”

南朝萧梁时期顾野王所写的《舆地志》：“齐梁二代陵，陵口有大石麒麟辟邪。”

南朝萧梁时期顾野王所写的《舆地志》：“梁（中）大同元年，作石麒麟。曲阿建陵。”

唐代初期魏征等主编的《隋书·志·卷十七·五行上》木沴金中记载：“梁大同十二年，曲阿建陵隧口石麒麟动。”

唐代初期魏征等主编的《隋书·志·卷十七·五行上》木沴金中记载：“梁大同十二年正月，送辟邪二于建陵。左双角者至陵所。右独角者……。”

唐代初期姚思廉《梁书·本纪·卷三·武帝下》：“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丁未，曲阿县建陵隧口石骐驎动。”

唐朝初期李延寿撰的《南史·本纪·卷七·梁本纪中》：“ 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丁未，曲阿县建陵隧口石辟邪起舞。”

唐中期许嵩编撰的《建康实录·卷十七》：“（大同）十二年正月，改年为中大同元年。曲阿县建陵隧石壁邪起舞。”

这六段史料记载的都是同一事件，就是运送石兽到曲阿建陵的过程。我来解释一下这段文献中的三个方面。

1.时间：梁大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546年的4月，改元中大同，所以大同十二年与中大同元年是同一年。所以这六段不同文献资料所引用的年号虽然不同，但都是指同一年的正月。

2.地点：曲阿梁文帝萧顺之的建陵（也就是现在丹阳的梁文帝建陵）。萧顺之是南朝萧梁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的父亲，萧衍即位后，追尊为太祖文皇帝。

3.这六段文献资料唯一有区别的地方，就是所运送的石兽名称不同，分别是“石麒麟”和“辟邪”。同时《隋书》中还明确指出，左辟邪有双角和右辟邪是独角的区别。

从这些文献资料可见，在南朝至唐代初期，对南朝帝陵前的这些石兽名称主要分三种，一种是统称为麒麟，一种是统称为辟邪，还有一种就是麒麟和辟邪一起命名。可见其名已乱，众口不一。那到底是麒麟还是辟邪呢？南朝时期有没有麒麟？南朝时期的麒麟又长什么样呢？巧了，还真有相关的出土文物，而且还不止一处。

1958年，在南阳邓县一座南朝刘宋时期的画像砖墓中，有一块墨书“麒麟”二字的画像砖，旁边绘画有一只鹿形独角作奔跑状的动物形象。这就是典型的“麒麟”造型，其形象传承于两汉魏晋时期，并且有墨书为证。

还有， 1976年江苏常州浦前戚家村发掘了一座南朝晚期墓葬，墓葬中出土的画像砖中，就有一对麒麟形象的画像砖。因为没有榜题，当时的考古工作者，将其考证为独角的天禄和双角的辟邪。他将麟独角上的分叉看成是双角，那么，同墓出土的青龙画像砖双角上有6个分叉，那是不是说这条龙就有8个角呢？显然，对事物认知的偏差，造成了对出土文物的命名错误。这种情况，在文博体系中比较普遍。甚至有些出土文物的材质都分不清楚，以至于造成很多讹传至今都无法去纠正。

那么，我们对比一下南阳邓县画像砖带榜题“麒麟”的形象，两者可以说是一模一样。所以，常州戚家村这座南朝墓中出土的就是一对麒麟，其中右边是表示雄性的麒，而左边是表示雌性的麟。我们再看，北朝时期的一件出土文物。

1993年8月2日，北周孝陵被盗，墓中有一件黄金材质的麟钮金印被盗后，并于1996年6月13日被追回。这件麟钮金印的印文为“天元皇太后玺”六个字。《周书》中记载：“北周宣帝大象元年二月，封武帝皇后阿史那为天元皇太后。”这与印文“天元皇太后玺”相互对应。

另外，《隋书·礼仪志六》中又有记载，皇后玺文曰皇后之玺，白玉为之，方寸五分，高寸，麟钮。为什么称之为麟钮？汉代《说文》中有明确记载：“麟，牝麒也，就是指雌性的麒麟。”这是自秦汉以来，首次将麒麟作为印钮使用，并且是明确为女性专属使用的麟印。

我们将此三件南北朝时期的出土文物作一个对比。参考有榜题的麒麟画像砖，它们的特征可以说是一模一样。通过这些考古出土文物，并结合各种史料。显然，南朝陵墓前的这些石兽，根本就不可能是“麒麟”。

那么唐代有“麒麟”形象的文物吗？当然也有，而且历史就是这么的巧合。给《后汉书》中“天禄”作过注释的唐代章怀太子李贤的墓中，出土了一枚青铜镜，上面就有鹿形独角作奔跑状的“麒麟”形象。

根据铭文“鸾翔凤舞，龙腾麟跳”可知，镜背内区四面的形象分别是“鸾、凤、龙、麟”。这枚青铜镜上面的麟与前面介绍的那三件南北朝时期的麒麟作一下对比，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除此之外，李贤的外婆，也就是武则天的母亲顺陵前，就设置有一对石刻麒麟。这是自先秦以来，唯一一对设置于陵墓前的石刻“麒麟”形象。在封建社会，皇后是女性最高的地位。通常母凭子贵，后宫很多女性都是靠皇子上位后被追封皇后。而杨氏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靠女儿上位被追封为皇后的女性。武则天追尊其母杨氏为“孝明高皇后”。为了彰显其母皇后身份，故而在武则天称帝之后，在顺陵前增设了一对石刻麒麟。以此来彰显其母 “孝明高皇后”的身份，也是武则天对自己帝位的肯定。而这一对“石麒麟”却被很多学者误以为是孟康所记载的“天鹿”的，更有甚者将其考证为“獬豸”。这些都是一些不切实际，仅凭古代文献资料就生搬硬套，妄下定论的理论派学者。所以，麒麟到了唐代早期，其整体的形象依然延续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没有太大的变化。

通过这些文献资料可知，将南朝帝陵前的石兽讹传为“麒麟”的爆发点，就是在东晋至南朝时期。其原因，我个人认为，自东汉晚期黄巾起义，到东晋时期衣冠南渡的这几百年时间里，中原一直处于战乱，大量相关的从业人员和文献资料毁于战乱。而偏安一隅的东晋至南朝时期，像任昉和萧子显这样的学者，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石兽曾经的真实名称。他们所写的这些史料，可能是受《西京杂记》中，那对来自秦始皇骊山墓上的石骐䮼二枚的记载，所影响后形成的错误观点。随后，后人便认为秦汉时期，公卿贵族的陵墓前，以石麒麟来镇墓辟邪。但这样的文献资料，却很容易造成以讹传讹的严重后果。以至于后世对南朝帝陵前的石兽，甚至将东汉时期陵墓前的石兽，大多都称之为“ 麒麟 ”。自南朝开始，这种讹传时至今日已经1500多年了。这1500多年以来，但凡有一位学者能发现问题，重新考证并去纠正一下，也不会造成如今这种莫衷一是的局面。

上一课，我讲过麒麟形象的演化。而这一课，我只去溯源为什么南朝陵墓前的石兽会被讹传为“麒麟”，而南朝陵墓前的石兽分别又应该叫什么名称比较合适，内容非常多，所以，在此我不作详细讲解。下一课，我会专门讲这个。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隋书》中对萧顺之建陵前石兽外形特征的记载：“辟邪，左双角，右独角。”现如今，在丹阳三城巷东北，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神道前的这一对石刻依然矗立。根据文献资料可知道，一只为独角，一只为双角。这样的组合造型，普遍出现在南朝帝陵前的石刻中。然而往前溯源的话，至少可以追溯到东汉同类石刻中的天禄和辟邪。通过目前考古出土的相关文物，并组合古代文献资料，我个人认为，南朝帝陵前独角有翼的为天禄，双角有翼的为辟邪。而各诸侯王陵墓前无角有翼狮子造型的为翼狮，包括石柱上面的那只小兽，也是翼狮，而不是“辟邪”。下一节，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样的讹传，为何最终会被默认。

5.讹传最终被默认

前面我通过各种史料记载，去梳理讹传的整个过程。其中，《汉书》、《后汉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和《隋书》，这六本属于中国二十四史。这里的每一本书，都是后世文人必读的史书，所以相当于教科书。如果史书中出现讹传，那么就会以讹传讹，以假乱真。比如《南齐书》、《梁书》、《隋书》和《南史》，这四本史料中都将南朝陵墓前的石兽称之为“麒麟”。甚至《南史》中的那一段，完全就是照抄自《南齐书》。所以，自唐代开始，南朝陵墓前的石刻，就基本上被讹传为“麒麟”。“麒麟”和“石麒麟”便成为主流名称，出现自唐代以来的各种诗词文献中。

比如，唐代杜甫的《曲江二首》：“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花边(苑边)高冢卧麒麟。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 ” 唐代刘禹锡的《汉寿城春望》：“汉寿城边野草春，荒祠古墓对荆榛。田中牧竖烧刍狗，陌上行人看石麟。华表半空经霹雳，碑文才见满埃尘。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 温庭筠yún的《过陈琳墓》：“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 还有宋代汪元量的《北邙山》：“芒芒北邙山，高坟尽无主。惟有石麒麟，相向立秋雨。” 这四首唐宋诗文中所描述的都不是南朝帝陵前的石兽，唐代杜甫《曲江二首》中的曲江，又名曲江池，故址在今西安城。唐代刘禹锡《汉寿城春望》中的汉寿县，在今湖南常德东南。温庭筠yún《过陈琳墓》中的陈琳墓，在江苏省邳州市。而宋代汪元量的《北邙山》，在河南洛阳。

我们再看，李商隐的《晋元帝庙》：“ 青山遗庙与僧邻,断镞残碑锁暗尘。紫盖适符江左运,翠华空忆洛中春。夜台无月照珠户,秋殿有风开玉宸。弓剑神灵是何处？年年春绿上麒麟。 ” 这首诗有几处疑惑，首先，东晋时期的陵墓前应该是不建宗庙的，更不会设置石碑和石兽。所以此诗名《晋元帝庙》，应该是后人错将南朝其它帝陵前的宗庙遗迹，误以为是晋元帝的。同时，又将此帝陵前的石兽误以为是麒麟。并且，有学者认为，此诗未见收录于《李商隐集》，并非唐代李商隐所作，可能是后人托名。

再看，五代前蜀韦庄的《上元县》：“ 南朝三十六英雄，角逐兴亡尽此中。有国有家皆是梦，为龙为虎亦成空。残花旧宅悲江令，落日青山吊谢公。止竟霸图何物在，石麟无主卧秋风。” 宋代苏泂jiǒng在《金陵杂兴二百首》中写道：“五陵歌舞换埃尘，地下黄金出尚新。碑字已漫青草死，酸风吹杀石麒麟。 ” 金陵就是南京的古称，而诗中所描述的石麒麟，就是指南京地区某一处南朝石刻。南宋马之纯在《石麒麟》一诗中，也描写了一处南朝石刻：“石虎石羊还石人，此间独有石麒麟。定应侧近藏陵墓，仗此威灵护鬼神。一石琢成高且大，两头相望俨如真。参天宰木知何在，今与渔樵作四邻。（收录于宋代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七》）”

南宋的曾极著有一本诗集，叫《金陵百咏》，主要收录了吟诵建康古迹的诗歌。曾极不仅写过《晋元帝庙》，还专门为南朝某处帝陵前的石兽，写过一首《石麒麟》：“短樊长堑qiàn起寒烟，知是何人古墓田。千岁石麟相对立，肘騣（zōng同鬃）膊焰故依然。”诗中的“千岁石麟相对立”所描述的就是南京地区某处南朝帝陵墓前的一对石兽。除此之外，曾极还写过一首《石步道中有石麒麟数十》：“地悴天荒丘陇平，难从野老问衰兴。苍烟落日低迷处，折足麒麟记坏陵。 ”（诗译：土地荒芜，天荒地老，山丘和坟墓已被夷平，难以向乡野老人询问兴衰变迁。在苍茫的烟雾和低垂的夕阳笼罩的昏暗之地，断了脚的麒麟见证着破败的陵墓。）《石步道中有石麒麟数十》，从诗文的标题来看，极可能就是如今丹阳地区三城巷南朝萧梁帝陵前的石兽。此处依次排列着数座南朝萧梁时期的帝陵。

类似的描写南朝陵墓前石兽的古诗还有很多，比如，元代方回在《桐江续集·卷十四·建康道中》写道：“土入江东厚，民方浙右醇。疏松冈路雪，晴麦野田春。往事更离乱，衰年厌苦辛。兴亡不须叹，请看石麒麟。”还有《桐江续集·卷二十七·生日后三朝又书》：“ 只合归欤办棺冢，断无华表石麒麟。 ”

元代诗人刘将孙在《养吾斋集·卷三·七言古诗一》中也有一首《石麒麟》：“ 堂堂麒麟驿边路，东西相望数百步。莓苔荒裂形象存，云是六朝陵寝处。公卿琢石为虎羊，别作麒麟表帝王。山平陵圮隧道没，平畴晚风禾黍长。相逢老翁荷锄耕，借问老翁何处陵。遥指隔田稚子立，此处往往留其名。我生犹及闻祖父，此田又复几易主。何况千年废帝陵，只有麒麟知处所。我闻此语泪沾襟，人生反复理难寻。陵迁谷变谁料得，便房幽户何用深。中原百年生荆榛，清谈歌舞为君臣。珠襦玉匣贼不讨，金凫银鸭恨又新。麒麟落落得为石，千年犹存旧踪迹。不如变灭都无余，免使行人三叹息。”

还有清代袁枚的《梁武帝疑陵》：“ 古来万事风轮走，除出虚空无不朽。忽逢拦路两麒麟，欲说前朝尚张口。一麟腹陷泥沙深，一麟僵蹲山角阴。牙须剥落鳞爪尽，风雨千年石不禁。旁有穹碑无文字，万万蝇书记某吏。葵首有穴当胸穿，分明隧入辒辌器。得鼎不识仲山甫，读诗不辨岐阳鼓。争怪当年索幼安，三宿碑前手摸抚。有叟为言梁武陵，语虽未确心怦怦。尔时羯磨难赎身，谁将八綍礼台城。又闻地名石马冲，毋乃陈祖万安宫。当时须根和骨掘，规模那得还丰隆。是梁是陈语正哗，东风一阵吹烟沙。黄图我欲披皇览，白骨人谁认帝羓。呜呼，君不见南朝二十馀陵尽建康，冬青无树烟茫茫。”这两首诗非常详细的描述了南朝帝陵前的石兽，但他们所用的名称，均为“麒麟”，或“石麒麟”。

除了以上这些文献诗词之外，我们再看一些地理志和名人游记。

唐代许嵩《建康实录》中称丹阳梁文帝萧顺之建陵前石兽为辟邪；南宋张敦颐在《六朝事迹编类》中，统称南朝诸侯王墓神道石兽为麒麟。

梁吴平忠侯墓，南史：「梁吴平忠侯萧景，字子照，谥曰忠。」墓在花林之北，有石麒麟二、石柱一……

梁始兴王墓，南史：「梁始兴王萧憺，谥曰忠武。」墓在清风乡黄城村。有石麒麟四及神道碑……

梁安成王墓，南史：「梁安成王萧秀，字彦达，谥曰康。」墓在甘家巷，有石麒麟二、石柱一及神道碑二……

梁临川王墓，南史：「梁临川王萧宏，字宣达，谥曰靖惠。」墓在北城乡，有石柱碑二……

陈高祖陵，建康实录：「陈高祖永定三年，葬万安陵，隶县东南古彭城驿侧。」今县东崇礼乡，地名陵里，有曰天子林，其地有石麒麟二，里俗相传即陈高祖墓也，去城二十五里。

建康实录中，将如今位于江宁区东山街道石马冲的一处诸侯王墓，讹传为陈高祖的万安陵，并一直延续到今天。这里的这对石兽和梁代诸侯王前的石兽一模一样，狮形、无角有翼。

南宋陆游在入蜀途中的日记《入蜀记·卷一》中记载：“南宋乾道六年六月十五日。早，过吕城闸，始见独辕小车。过陵口，见大石兽，偃仆道傍，已残缺，盖南朝陵墓。”此处描写的是南朝萧梁帝陵入口处的那对石兽，也就是陵口石刻。

“齐明帝时，王敬则反，至陵口，恸哭而过，是也。余顷尝至宋文帝陵，道路犹极广，石柱承露盘及麒麟、辟邪之类皆在，柱上“‘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字。”从陵口镇顺着萧梁河上去，就是南朝萧梁时期的帝陵。此处所指应该是如今丹阳三城巷梁文帝萧顺之的建陵，而非宋文帝的长宁陵。

北宋欧阳修在《集古录卷四》中记载：“宋文帝神道碑（岁月未详）。右宋文帝神道碑，云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凡八大字，而别无文辞，惟以此为表识尔。古人刻碑（一作碑刻）。正当如此。而后世镌刻功德、爵里、世系，惟恐不详。然自后汉以来，门生故吏多相与立碑颂德矣。余家集古所录三代以来钟鼎彝盘铭刻备有，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是则冢墓碑自后汉以来始有也。此碑无文，疑非宋世立。盖自汉以来，碑文务载世德，宋氏子孙未必能超然独见，复古简质。又南朝士人气尚卑弱，字书工者，率以纤劲清媚为佳，未有伟然巨笔如此者，益疑后世所书。按宋书，文帝为元凶劭所弑，初谥曰景，庙号中宗。孝武立，改谥曰文，号太祖，其墓曰长宁陵也。（右真迹）”将此碑考证为宋文帝之物。

因此，陆游应该是受此讹传说影响。文中所记载石柱承露盘及麒麟、辟邪之类现如今皆在，柱上‘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字依然清晰可辨。陆游将建陵前的这对石兽分别称之为“麒麟”和“辟邪”，这应该是受古代文献资料所影响。比如顾野王在《舆地志》中记载：“陵口有大石麒麟辟邪夹道。”

文中又记载：“又至梁文帝陵。文帝，武帝父也，亦有二辟邪尚存。其一为藤蔓所缠，若絷缚zhífù者。然陵已不可识矣。其旁有皇业寺，盖史所谓皇基寺也，疑避唐讳所改。二陵皆在丹阳，距县三十余里。”前面将萧顺之的建陵误以为是宋文帝的陵墓，他此处应该是将旁边萧梁时期其它皇帝的陵墓误以为是文帝萧顺之的。这位萧梁皇帝帝陵前的这对石兽，在宋代也尚存，但陆游称之为辟邪。

其实，从陵口的那对石兽，再到萧梁帝陵前的这几对石兽，它们的特征都是一样的，可以确定为同时期的遗物。一只为独角有翼，另一只为双角有翼。但他在记录三处石兽时，分别用了大石兽、麒麟辟邪和二辟邪。也为什么会一会儿写石兽，一会儿写麒麟辟邪，又一会儿写辟邪。我个人认为，他主要还是参考了南朝至唐代的那些史料记载。

注解：（南宋陆游在入蜀途中的日记《入蜀记·卷一》中记载：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六月十五日，早上过吕城闸（现在的吕城镇，在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经过陵墓口时，看见了大型石刻神兽，仆倒在神道旁边，已残缺不全，是南朝陵墓的遗物。又来到了宋文帝之陵前，其神道犹广，神道两边的石柱、麒麟和辟邪等石刻都还在。石柱上镌有“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字。最后又来到梁文帝陵，文帝乃武帝之父，陵前亦有二辟邪遗存，其一为藤蔓缠绕，若絷缚之状，然而陵墓之所在，已不可识矣。陵墓旁边有皇业寺，在如今丹阳城东北，始建于南朝梁武帝萧衍yǎn大同年间（535年—545年）。该寺初名皇基寺，唐代改为皇业寺。二陵皆在丹阳之地，去县治三十余里。还记载了萧梁帝陵在当时已经被盗过。当天晚上到达了丹阳县内，第二天出发，当晚到了镇江。陆游在丹阳至少游历或看见了三处南朝时期帝陵前的石刻，其中所说的宋文帝陵应该是他搞错了，丹阳地区是齐梁两代的帝陵所在地，宋文帝的长宁陵在南京。他在记录三处帝陵前的石刻分别用了大石兽、麒麟和辟邪、二辟邪。陆游是南宋绍兴人，他应该对丹阳地区的石兽并不了解，所以每到一处帝陵前，所用的名称都不统一。齐梁两代帝陵前的石刻神兽在外形上都是一样的，有独角和双角带羽翼的猛兽造型。）

唐代陆龟蒙在《丹阳道中寄友生》这首诗中描述丹阳地区石刻为石兽：“地废金牛暗，陵荒石兽稀。”类似很多诗词作者不知道这些石兽叫什么名字，就都用石兽来命名。

所以，像陆游、杜甫这些著名的诗人学者也不知道这些石兽的真实名称，更别说很多普通百姓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也没办法去进一步考证。如果是看了萧子显所撰的《南齐书》，那就会认为是麒麟。看了顾野王所写的《舆地志》，还有唐代的《梁书》和《隋书》，那就会认为是麒麟和辟邪。他们看到的某一篇史料诗词便此为据。比如欧阳修将三城巷梁文帝的石刻，误以为是宋文帝的，陆游不作考证便也将其记录在游记中。这种讹传就会让很多后人误以为真，欧阳修是谁啊，他作为宋代名人文人，肯定对后人影响很大，他说的肯定就是真的喽。包括还有陆游也这样说，只要说的人多了，假的也就成为真的。不过后人也对欧阳修的这段记载作出了考证，指出其错误。我们现在能考证此地是萧梁时期的，还能及时纠正。但有些讹传了近1800年的东西，如果不及时纠正，这样的讹传还会进一步延续下去。下一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讹传到了近现代，又为什么会变的更为混乱。而最终，又为什么会选了朱偰最错误的观点。

明代徐献忠选《吴兴掌故集·卷九·古蹟类》：“石麒麟在长兴西北二百步大雄寺南，陈始兴昭烈王明陵前，高九尺。”

明代祁伯裕著《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二十四》：“麒麟门，按麒麟门内有孙陵冈，而迳路率多山坂，外通镇江府，而势当水陆咽喉。梅花坞景色芬芳，石麒麟古迹奇绝。”

明代刘昌编撰的《县笥琐探摘钞·卷一》：“余尝自镇平赴南阳，至麒麟冈，见大塚数十，皆若被发者。问从吏曰：岗上有大冢，今摧陷矣。此石麒麟故塳上物也。”

南京及周边地区，现如今很多南朝陵墓所处的位置也受此影响而命名，比如，麒麟门外被认为是宋武帝刘裕的初宁陵，所处的地名叫麒麟铺；栖霞区萧梁昭明太子陵，所处的地方如今叫狮子冲；还有丹阳的狮子湾；句容的狮子沟等等。

5.近现代最终讹传

可见，自唐宋以来的文献诗词中，已经将南朝陵墓前的石兽误认为是麒麟。到了清末民国时期，受西方考古学所影响，有一部分中外学者开始关注到南朝陵墓前的这些石刻，并开始调查和研究。其中最早的是清末民初时期的张璜。

他在《梁代陵墓考》中，将陵墓前的石兽称之为“飞马”，并且，在书中所引用陵墓前石兽的图片，不管是帝陵前，还是诸侯王墓前的石兽，均以“飞马”命名。而且，还将萧绩墓前无角有翼石兽称之为“石麟”，可见，他根本连自己都没搞清楚这些石兽之间造型和特征的区别。

他在第八节《飞马》一文中，对南朝陵墓前石兽作了一些考证。并在最后有一条注释：本书以有翼兽为天禄、辟邪，柳翼谋先生据汉景君碑说应名“虎？”。——聚贤注。他没有具体指出哪种造型为天禄，哪种造型为辟邪。而南朝陵墓前的石兽分两大类三种不同的造型，其中诸侯王墓前为无角有翼的狮子造型。而帝陵前为有角有翼的猛兽造型，并且分为独角和双角。从张璜的考证中，显然针对这些石兽的归属和分类还是模糊不清，甚至是矛盾和混乱的。这样的情况，在很多近现代学者的相关考证中普遍存在。

1935年，滕固先生在《六朝陵墓石迹述略》中，专门写了一篇名为《石兽》的文章，也对南朝陵墓前的石兽作了考证，他在文中明确指出：“今按照史传里通常的称呼，在帝王陵的石兽，叫做麒麟；在王侯墓的石兽，叫做辟邪。”他依据的那些史料记载，我在前面都逐一给大家讲过。《南齐书》：“宋文帝陵前为麒麟。”《梁书》：“建陵隧口石麒麟。”《南史》：“建陵遂口石辟邪”。《隋书》分别又记载的是：“建陵隧口石麒麟”，和“送辟邪二于建陵。”所有这些史料均记载的是南朝帝陵前的石兽，不管是麒麟，还是辟邪，均指帝陵前石兽的名称。所以，他根据史料记载，将麒麟归为帝王陵，而将辟邪归为诸侯王，显然是又脱离了史料，并自以为是的将两者进行了划分。

他后面又说：“关于有翼兽的名称，在上文我们称为麒麟称为辟邪，原也依照史传的通传。此种野兽实与狮子相近，其足部有爪，即为明证。因为它或有一角的，或有双角的，我们可称它为桃拔或符拔，似觉妥当些。”又因为它或有一角的，或有双角的，便又将它们称为桃拔或符拔。这显然又是参考了《汉书》中，唐代颜师古引用三国曹魏时期孟康的注释。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你又说称它们为桃拔或符拔，似觉妥当些。那《汉书》中的这条注释又明确说：“一角者或为天禄、两角者或为辟邪。”那南朝帝陵前的石兽一只为一角，一只为两角，与史料记载完全吻合，你为什么又将他们统称为“麒麟”？而不用天禄和辟邪去命名。显然又是一位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学者。

我个人认为，他在文中有一些观点还是比较正确的。在此我就不一一赘述。比如：“所有留存的诸辟邪，大同小异，未将基本形式改动，益以装饰朴实，变化较少;所以过分要把它们分别部居，似乎是不必要的。辟邪的形式和麒麟不同，亦即和汉宗资墓的石兽不同。更和高颐墓的有翼兽不同。这样使我们生起一个感想：如果此种体制先行于汉代而现在统统遗失了，那么（末)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辟邪，推想汉代已失去的形式；如果此种体制为此时代新创的，那么（末）我们可以明白，此时代的雕刻品不独以装饰华藻见长，却也有雄健朴实的表现。……现存石兽，无论为麒麟或为辟邪，都有绝对年代可稽，这是对于我们作比观察时为莫大之便利。惟此类石物产生于地域接近和风俗接近的条件之下，虽略有年代之先后，大抵后者抄袭前者，至多略加润色，所以中间没有强烈的变化。同时因人力物力的厚薄，也牵动到石刻技巧的精粗。所以要指出某朝的石物，有甚么特征，这也是很困难的。……有翼兽传自波斯，而远溯于亚述利亚，自无疑义。有翼兽的输入，不必从一个地方来的，也不必止是一次传入的。而六朝陵墓上的有翼兽，可断言为渊源于汉代，故其形式与波斯的固然不同，与周代铜器上的亦复异致。我们更可断言，到了六朝陵墓上的有翼兽，已十足的中国化了。”

我们再看，1935年，民国学者朱希祖先生，与其长子朱偰先生关于南朝陵墓，以及石兽作过全面调查，并收录在《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一书中。他通过唐宋以来的古代文献资料，对六朝时期的陵墓进行了调查和考证。但这些古代文献资料中所记载的内容就一定是对的吗？因此，仅凭古代文献资料，就对南朝陵墓妄下定论，肯定是有问题的。比如，南京狮子冲的这座南朝陵墓，朱希祖先生根据文献记载认为是陈文帝的永宁陵，但其长子朱偰又根据不同的文献记载认为是宋文帝的长宁陵。

2013年1月至6月，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今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在栖霞区新合村狮子冲，北象山南麓调查并发掘了两座南朝大型砖室墓。两座墓葬中分别出土两块纪年砖，M1出土“中大通弍年”（530年）纪年砖，M2 出土“普通七年”（526 年）纪年砖，所显示的纪年均为萧梁时期的年号，为两座墓的埋葬年代提供了判断依据。结合文献记载，初步认定，狮子冲两座南朝大墓的墓主分别为梁昭明太子萧统（M1）及其生母丁贵嫔（M2）。另外，此陵墓前两只石兽的外形特征，与丹阳三城巷萧梁帝陵前的石兽基本一致。因此，狮子冲的陵墓既不是宋文帝的长宁陵，也不是陈文帝的永宁陵，而是梁昭明太子的安宁陵。

朱希祖先生还写有一篇《天禄辟邪考》，通过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对南朝陵墓前石兽的名称重新作了详细的考证。得出最终的结论：“一角为天禄，二角为辟邪，总名桃拔。其无角者名符拔，或作扶拔，与桃拔同类。此正名也。”这一观点，显然也是参考了《汉书》中，唐代颜师古引用三国曹魏时期孟康的注释。还结合了司马彪在《续汉书》中：“符拔，形似麟而无角”的记载。

然后，他在文章中又指出：“然余所撰《六朝陵墓报告书》，仍称天禄、辟邪总名桃拔者曰‘麒麟’，称无角之符拔曰‘辟邪’，仍从通俗之称也。” （他在《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中，仍称帝陵前的天禄和辟邪为麒麟，诸侯王墓前无角石兽为辟邪。仍然采用了通俗的名称。）接着又指出： “盖自齐、梁、唐、宋以来，其名已乱，如萧子显《齐书》中称宋文帝长宁陵之天禄、辟邪曰‘石麒麟’。《梁书》中大同元年，称梁文帝建陵之天禄、辟邪曰‘石麒麟’。”然后又引用了宋代两本书中的图录，皆称无角之符拔曰“辟邪”。

宋代这两本书中所绘画的内容，就一定是对的吗？它就真的是汉代辟邪的样子吗？最后他又解释道：“余作此篇时，《六朝陵墓调查报告》已经缮成，既惮追改，又虑骇俗，故存其旧称于彼，而著其正名于此。世之君子，幸匡正焉。”我个人认为，这是所有近现代学者中，考证南朝帝陵前两件石兽名称，最接近真相的一次。如果他当时及时修改《六朝陵墓报告书》中对帝陵前石兽的称呼，或许对后世的影响会更大一些。但他却并未进一步纠正，而默认了过去的俗称。

我们再看，朱希祖的长子朱偰先生的观点。他在《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中，有一篇名为《希腊式之石柱与亚述之石兽》，我们来看看他在文章中的观点：“ 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与晋司马彪《续汉书》：‘符拔形似麟而无角。’的说法相反。”显然，他也看出史料中记载的问题。然而，他随后引用了古代文献资料进行考证后的观点，让我大跌眼镜。

文中说道：“案《尔雅》曰：‘麟，麇身牛尾一角。’ 唐孔颖yǐng达《毛诗义疏》曰：‘麟，马足黄色圆蹄，角端有肉。’则一角者乃传说中之麟，而非天鹿也。”看到这，我就直接给他跪了，大哥，你就凭这两条文献记载，就妄下定论，说南朝陵墓前的一角石兽为麒麟，也太草率了吧。

我们来看看这两条文献是怎么记载的，《尔雅》：“麟，麇身，牛尾，一角。”除了“一角”符合特征，其它的，“麇身，牛尾”的外形特征，你就直接忽略了是吗？还有，《毛诗义疏》中也是说的很明确，麟，是一种马足，黄色，圆蹄，角端有肉的动物造型。马足，圆蹄啊，大哥，南朝陵墓前的石兽，哪一只是马足圆蹄的？还有角端有肉，这是因为麒麟是仁兽，它虽然有角，但却不具备攻击属性。因此，早期的麒麟形象虽然有角，但都是圆顶的，而不是尖角的。你就仅仅因为麒麟也是一角的，就这样将南朝帝陵前一角的石兽，直接考证为麒麟，而非天禄。

说到这里，我前段时间看到了一篇文章，标题是《麒麟原型与中国古代犀牛活动南移考》。作者为了将麒麟的原型考证为犀牛，硬是东拉西扯。他在文章中说道：“现今位于江苏省丹阳市陵口的石刻麒麟，创作于南北朝时期南朝的齐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这一石刻麒麟能看出头顶有一角，其蹄子为圆蹄，三趾正好为“奇蹄目”，这种形体特征基本上与现代所见印度麒麟犀牛十分相似。特别是“一角”而“三趾”，是许多第三趾、第四趾同等发达的偶蹄目动物是完全不同的，如前所说，学术界认为我国传说中的麒麟是獐、长颈鹿、麋鹿、牛等等，但这些动物正好是偶蹄目动物，与一角而三圆趾的麒麟完全是不同的。”这都2026年了，还有将食肉动物的兽爪，与食草动物的圆蹄都不分清的学者。

我们回过头来再接着看朱偰先生的论证，他又引用了古代文献资料作了进一步的考证：“按汉郑玄注《考工记·凫氏为钟篇》，已有辟邪之说。《古玉图谱》有天禄书镇，汉器，其图有双角；又有辟邪水洗，其图无角。依此则有双角者曰天禄，无角者乃辟邪也。”

我们就来说说这本《古玉图谱》，《古玉图谱》是一部托名南宋龙大渊撰写的玉器图录，现存通行版本多为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 年）江春康山草堂刻本。全书共一百卷，收录上古至宋代玉器五百余种，分为九大部类。关于该书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学术界存在明确的考辨结论。这本书实为乾隆时期汇编之作，而非宋代龙大渊之作。因此，此书也被定为伪作，未收入《四库全书》。

而这本书里面收录的很多玉器，我个人认为荒诞不经。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本《古玉图谱》中所记载的那几件玉器图片资料。这是《古玉图谱》中所收录的那件“古玉天禄书镇”，在其旁边还有一段介绍：“右天禄，高三寸，长四寸一分，玉色淡碧无瑕。琢刻作天禄，兽形，其头鬚发，筋骨爪尾，俱极精细，真汉代之佳器也。 ”这件东西就是一件四不像，双角，羊头狮身。呃，书上说这个双角的是天禄，难道就是汉代的天禄了吗？就算这本书是宋代的，与汉代差了近千年，作者命名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我们再看另外一件“古玉辟邪水注”。同样，旁边有一段介绍：“右辟邪注，长六寸六分，高二寸，玉色甘黄，璊斑匀布，琢刻辟邪之形，头角鬚发，无不精工，腹空貯水，从口出之，真汉良工所作也。”朱偰在文章中指出，这件辟邪水注“其图无角。”我们来看，这件辟邪水注的图片上，其头部明显有角。就算你图片看不清晰，但是，在其旁边的文字介绍中也有明确指出“头角鬚发”。

朱偰先生，你就凭这两张图片，便得出：“依此则有双角者曰天禄，无角者乃辟邪也。”的结论吗？就凭两条文献，两张图片，就将独角的石兽假定为麒麟，双角的石兽假定为天禄，无角的石兽假定为辟邪。实在是太草率了，他所引用的四条文献，整个加起来还不到100个字，就将南朝帝陵前的三种石兽分别考证为独角为麒麟，双角为天禄，无角为辟邪。事实上，他的这三个名称，我个人认为，没有一个是对的。然而，就是这么草率的观点，却是当下最主流的说法。上至文博单位，下至媒体，甚至各种自媒体。

同时，他在《六朝陵墓之特点》一文中，又指出六朝陵墓的特点是：“六朝陵寝，皆前列二麒麟（左者往往双角，右者往往独角）。至于诸王墓，则不得用麒麟。往往前列辟邪，此其别也。”在这里，他又统称双角和独角的石兽为麒麟。而其父亲朱希祖先生在《天禄辟邪考》中，从角、尾、足三个方面着力证明，南朝帝陵前的石兽并非麒麟。

除此之外，还有日本学者曾布川宽在《南朝帝陵的石兽与砖画》第五章《石兽的名称》中，亦对南朝陵墓前的石兽根据自己的考证，得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帝陵前的石兽为麒麟，诸侯王墓前的石兽为狮子。还有姚迁、古兵先生在《南朝陵墓艺术》中认为，无角的为狮子，独角的为麒麟，双角的为天禄。还有吴祖清先生在《六朝陵墓石兽名称考辨》中，认为帝陵前的石翼兽不是麒麟，而是天禄，王侯墓前的石翼兽为辟邪。还有很多学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去考证这些石兽的名称，在此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我个人认为，其实南朝陵墓前三种造型的石兽中，没有一种是属于“麒麟”的。而很多学者却将南朝石刻称之为“麒麟”，其主要原因是参考了各种史料。单凭史料就各自为据妄下定论，都是站不住脚的。但这种讹传，随着这些年自媒体的发展，已经无法控制，甚至已经快到了无法挽回的局面。如今，还有很多不明真相的民众称这些石刻为“貔貅”。只要说的人多了，是不是再过1000多年，这些石刻的名称，就会变成民众口中的“貔貅”了呢？还真不一定。

清代乾隆年间，著名文学家李海观写有一首《辟邪歌》：“澧水南岸辈城北，巨冢突兀列三四，蒙茸青草供牧刍，墓门那觅碑版字。桑《经》郦《注》说吉苞，大长秋官汉阉寺。《书画谱》传州辅吉，吉成难辨爵与谥。碑阴曾勒延叔坚，题名共说四十二。若云碑出蔡中郎，茫茫千古谁睹记?？总之东汉一栋人，奚必断断频置议。余有三冢概无闻，土呼将军昧所自。四冢各蹲辟邪一，风雨剥蚀野火燹。吁嗟呼!辟邪之兽产何宇？称者每与天禄伍。麟首驼项狻猊尾，前伏双翼后两股。地人不识奇兽状，翼者称鸡股称虎。金马铜驼尚无存，赖是石兮有此土。我昔十龄惯摩挲，我今七秩犹拍拊：辟邪辟邪尔无恙，我自髫龄已伛偻!”

清代徐文靖在《新纂事词类奇·卷之二十八·走兽类》中，将天鹿描述为：“状如牛，身披肉甲，鼻端有角。”这不就是犀牛的外型特征吗。自清末民国以来的众多国内外学者，就会以史料来参考并对其名称。他们所参考的文献资料不同，就影响他们对这些石兽名称的命名也不同，也是造成如今对这些石兽名称依然莫衷一是的主要原因。因为天禄和麒麟都是独角的，哪怕是到了现在，很多文博体系内的工作人员也是搞不清天禄和麒麟的区别。我也是很奇怪，区别这么明显，咋就被讹传得如此离谱。比指鹿为马还离谱，至少鹿和马还是有点相似之处。因为古人的信息量有限，哪怕是民国到至九十年代的很多学者也是如此，所以对南朝石刻的研究思维还停留在20世纪末。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广大学者，能跳出这个误区，从广泛的资料中去寻找真相，认真解读这些古代艺术。

【1】班固《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与《史记》《东观汉记》并称“三史”，又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前四史”。由东汉史学家班固（32—92）所撰，汉建初年间（汉章帝年号，公元76-84年）编成，历二十余年。《汉书》八表由班固妹妹班昭补写，《汉书》天文志由班昭弟子马续补写。唐代颜师古为之作注。为唐代科举之常科。

【2】孟康《汉书音义》，孟康为三国曹魏时著名学者，精通地理、天文、小学，其主要著述为《汉书音义》。孟康《汉书音义》在训诂、考据方面均有较高的成就，常常被各种古代典籍援引，具有相当高的学术研究价值，然久已亡佚。

【3】劉賡《稽瑞录》，《稽瑞》是唐代刘庚编纂的谶纬类文献。陈揆（1780—1825年），清嘉庆时期常熟著名的藏书家。有一次偶然从吴兴的书商那里购得这部罕见的书（明万历刻本，现珍藏于国家图书馆），发现《稽瑞》原书在唐宋典籍中未见记载，意识到其珍贵，因此将藏书楼命名为“稽瑞楼”。现存版本收录于清代张金吾所辑《爱日精庐文稿》，初刊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木活字本，道光七年（1827）扩充为三十六卷刻本。作为唐代纬书研究的重要原始材料，《稽瑞》在文学修辞研究领域具有独特价值，尤其为考察谶纬文献与文学创作的关联提供了关键文本依据。作为现存稀见的完整唐代谶纬文献，《稽瑞》收录了大量具有时代特征的祥瑞符应记载，其文本结构呈现出典型的纬书编纂特征。

【4】范晔《后汉书》，是南朝刘宋时期范晔编撰的史书，始作于元嘉九年（公元432年），直至元嘉二十二年十二月（446年）被杀还未完书。《后汉书》取材于东汉国史《东观汉记》，并博采多家《后汉书》而成。其中就包括出自西晋史学家司马彪所著的《续汉书》。根据范晔本人的计划，此书要写成100卷。但直到范晔被处死时，尚有10个志未完成。后人便将西晋时期司马彪《续汉书》中的8个志共30卷补入进来（由南朝萧梁时期刘昭作注），至此基本完备了《后汉书》的体例。因此，如今我们看到的《后汉书》，不仅在原文中参考和摘抄了司马彪的《续汉书》，甚至其中的10个志就完全出自于司马彪的《续汉书》。

【5】司马彪《续汉书》，是西晋史学家司马彪（约240―306年）所著的纪传体断代史，全书共八十三卷，分为纪、传、志和颇具史书编撰特色的序传。主要记载了自东汉光武帝至孝献帝间约二百年的历史。范晔的《后汉书》问世后，司马彪的《续汉书》逐渐被淘汰并佚失，惟有八志因为补入范晔的《后汉书》中而被保留下来。

【6】刘歆《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是古代历史笔记小说集。据传是由西汉刘歆xīn（？—23年）编著，后由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葛洪（约283年-约363年）编辑抄录的古代历史笔记小说集。该书真正的作者是谁仍还未定论。《西京杂记》原为两卷，首载于《隋书·经籍志》史部旧事类，至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始著录有六卷本。现今通行的《西京杂志》亦为六卷，共一百余则，两万余言，这是不是陈振孙所著录的六卷本已不得而知。这是一部记载西汉佚事传闻的笔记体小说，举凡帝后公卿的奢侈好尚，宫殿苑林，珍玩异物，以及舆服典章，文人佚事，民风民俗等都多有记述。其中不少传说故事被后人引为典故，对诗词、戏曲、小说的创作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此书，历代被指认为伪书，但从语气及内容来看，应当是杂抄汉魏六朝时期的遗闻轶事而成。从这段文字记载来看，很有道教神仙故事的成分。我个人认为，此段记载可能出自东晋时期葛洪之手。

【7】《三辅黄图》，原书一卷，后有六卷或二卷版本，可能因此掺入后世地名及杂说。其创作年代说法不一，个人认为，不会晚于南北朝时期。其书中有关五柞宫和青梧观的记载，可能就是摘抄自时间略早一些的《西京杂记》。

【8】萧子显《南齐书》，《南齐书》为“二十四史”之一，是南朝梁萧子显萧子显（487年～537年）所撰的历史书，书中记述了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创作于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19年）。齐豫章文献王萧嶷，是南朝萧齐的宗室大臣，齐高帝萧道成次子，齐武帝萧赜zé弟弟，也就是作者萧子显之父。

【9】李延寿《南史》，《南史》是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共八十卷，含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记述了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共一百七十年的历史。实际上是宋、齐、梁、陈四书的删并本。《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唐代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

【10】任昉《述异记》，任昉（460年—508年），南朝梁文学家、小说家。十六岁即被宋丹阳尹刘秉辟为主簿。梁武帝萧衍建立梁朝，拜黄门侍郎，迁吏部郎中，寻掌著作。《梁书》卷十四、《南史》卷五十九有传。

【11】顾野王《舆地志》，是由南朝陈代学者顾野王（公元519年-581年）编纂的地理总志，成书于六世纪中期。全书共三十卷，内容包括政区沿革、山川水系、城阙宫苑等地理要素，兼具实用性地理数据和文学性记载。该书在宋元以后散佚，现存内容主要依靠《太平寰宇记》《建康实录》等文献保存，清代以来学者通过辑佚整理出多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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